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的红军长征，在我们党、国家、军队发展史上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都是不言而喻的。就我个人而言，积多年学习心得而有两个粗浅认识。一个认识是：长征的厚重意蕴和独特价值在于，她既书写下一部壮丽史诗，彪炳史册，震撼世界；也熔铸起一座精神丰碑，巍峨屹立，永放光芒；又积淀为一脉红色文化，流光溢彩，厚重深沉；更开辟出一条新长征路，引领中国，启航未来。另一个认识是：新时代革命军人作为红军的传人，军队院校教员作为社科界“五路大军”之一的一分子，铭记长征历史、讲好长征故事、赓续长征精神、传承长征文化，自是责无旁贷，理当走在前列，并为推进强国强军伟业、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贡献绵薄之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从2015年开始比较集中地学习和研究长征，并把长征文化研究作为主要方向。十年来我围绕长征文化的学习研究，大致聚焦于文献、理论、区域、实践四个方面。文献研究主要是编纂《长征论著目录》，并发表了10余篇专题索引、编纂札记和研究综述（其中1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理论研究主要是撰写了《长征文化研究》（获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修订出版后获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并发表了50余篇专题论文。区域研究主要是对长征沿线15个省区市的长征文化建设进行专题考察，形成《红色文化视域下的××与长征》系列论文，先后发表（含录用）的有湖南、四川、江西、重庆、广东、河南、福建、贵州、陕西、甘肃等10篇，剩余5篇计划在2026年内完成。实践研究主要是对长征文化建设涉及的具体领域进行专题探讨，已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长征文化的弘扬与发展研究”，并发表10余篇相关成果。这本《长征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在我的长征文化学研道路上，得到了许多前辈师长、学界同仁和编辑老师的关心鼓励与指导帮助，我一直深怀感激，并化作前行的动力。本书撰写过程中，得到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家组组长马卫防研究员权威、专业、严谨的学术指导。特别要感谢我的导师张云教授，多年来始终对我言传身教，为人要厚道，治学须认真，名利应淡泊，指引我在人生和学术的长征路上困知勉行。桃李春风一壶老酒，江湖夜雨廿载深情，常能即温听厉，实乃学生之幸。特别要感谢中共党史研究包括长征研究的权威专家石仲泉研究员。石老师待我如自己的研究生，戏称虽非其博士而“视如己出”；我也每以私淑弟子自居，深感名虽为“私淑”实多承“亲炙”。他也多次教导我，做长征研究一定要多到现场看一看走一走，“走与不走，大不一样”。

  先生耳提面命，学生实不敢忘。但非常惭愧的是，囿于身体伤病和客观条件，长征路上的踏访于我而言多有不便。好在这两年来有所突破，特别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我通过到各地参加长征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得以有机会参观一些纪念场馆和历史遗址，对红军长征的历史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现状有了一些真切感知和直观感受，并进一步启发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以研成文—以文参会—以会导游—以游促研”的学术闭环和良性循环。这也为本书稿的完成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不过由于时间和条件所限，我所考察的长征现场还非常有限，既远未形成完整的线路，也大量缺失关键的点位。比如我目前只到过长征沿线15个省区市中的7个（福建、江西、湖南、广东、重庆、四川、贵州），其他8个尚未曾涉足境内；即使是在到过的省份中，像半条被子、通道转兵、遵义会议、娄山雄关、四渡赤水、雪山草地等也都未能抵达现场。当然曾有过很多机会，相信以后也还会有机会，终究能还上历史的欠账、补好长征的拼图。好在仰赖当今时代信息技术之发达、交通条件之便利，可以较好地弥补个人“走长征”之不足。我已经总结出了三种走法互为补充的解决方案，即以文参会“跟着走”、数智赋能“云端走”、随近逐便“补课走”。以文参会“跟着走”，是指依托参加学术会议期间主办方安排的现地考察；数智赋能“云端走”，是指依托网络信息和数字展馆等进行的线上参观；随近逐便“补课走”，是指依托出差和参会等时机就近到一些重要长征现场开展的调查研究，比如2024年10月到贵州毕节参加第七届长征论坛期间，我利用在贵阳换乘的几个小时间隙专门去考察了著名的“红飘带”（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再比如2025年11月到江西赣州参加第四届高校红色文化论坛期间，我就近到江西的广昌、瑞金和福建的长汀、宁化进行了一次重点考察，从而为本书相关章节的修改定稿完成了必要的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