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后的杭州日臻繁荣，主要原因在于海上贸易的开辟、城市民生用水问题的解决、长期生活安定，特别是到了北宋时期，周边地区海岸石塘的修筑、城区运河的整治、乡村水利的兴建以及西湖风景名胜的播扬，都较好地抬升了杭州的社会文化地位。在明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发展较诸中国其他地域具有明显的先进性，而杭州城作为东南大都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又常常引起时人与后世人们更多的怀想。下文选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冯贤亮所著《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与士人生活（插图修订本）》，邀读者穿越到明清时的杭州，一睹其繁华风采。


《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与士人生活（插图修订本）》
冯贤亮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明代的杭州，经济生活繁华。这种繁盛，宋代已经展现，时人称这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1] 经历元末的社会动荡后，杭州与其他地方一样，经济复苏，社会稳定，商业繁荣。一些传统的手工业生产，特别是丝织业与船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虽然明朝初期的杭州，还远不如南宋时代的繁华，但到万历年间，原先是所谓的“草深尺余”、孤逸为群”的近郊僻地，也已“居民栉比，鸡犬相闻，极为繁庶”。[2]

  至于从唐宋以来城市中早已存在各色各样的休闲娱乐，如杂剧、蹴球、讲史、相扑等，一直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每逢节庆，更是热闹非凡。城市生活区中那些堪称休闲娱乐的中心，存在着许多比较固定的表演场所，叫做“瓦子”或“瓦舍”，供给各式说唱、杂技团体表演，常常吸引大量的市民前来观赏。类似这样的休闲表达形式，在江南地区，已不局限于城市，而是遍及整个城镇乡村，乡村搬演杂剧等娱乐活动更是经常性的事情。

  作为浙江的首善之区，杭州城里百货所聚，当然包括省内各府县的各种特产：“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处之磁，严之漆，衢之橘，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3] 生活景象自然繁华，即使在杭城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4]，呈现出十分富丽而诱人的图景。

  在这样的环境中，必须有一定的谋生依赖，适应城市生活的压力，否则很难生存。王士性曾说：“身不有技则口不餬，足不出外则技不售。……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也。”[5] 这类人群，依靠一定的技术，也能达到生活上的小康，甚至发家致富。姚旅在《露书》中，除士、农、工、商及兵、僧外，还列出道家、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弈师、驵侩、驾长、舁人、篦头、修脚、修养、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巨窝等十八民，都是所谓不稼不穑者，职业分化堪称细致。[6] 在明代仍占有重要地位的杭州出版业，书坊都有敏锐的市场意识和经营策略，都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重视通俗文学、科考用书和实用类图书的刊刻出版，而且注意图书的传承价值，有利于文化积累，所以既能迎合市民阶层的喜好，也普遍为士大夫阶层所接受。[7]

  为了谋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很多人需要依靠精湛的生产技术，由此也使地方上的整体生产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从而闻名全国。[8] 在多样化的经济生活之繁荣的前提下，人们的生活需求日趋多样，奢化的生活风习不断兴起，各类娱乐活中心及其服务行业，甚至是青楼，都极兴隆。这种情况在有关江南的文献中，记载甚多。元末明初传说中的江南巨富沈万三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成了后世人们的榜样，世人争以求富为务，生活饰物更是争奇斗巧。[9]

  归有光曾指出，一个稳定而有序的生活环境，对于孕育地方富户，其实十分重要。在明代洪熙至弘治年间，六七十年间，国家已进入了所谓“休明之运”，“天下承平，累世熙洽”。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于乡村民众力于本业的生活，十分有利，“安其里居，富其生殖”的生活状态完全是可期的。[10]

  官至吏部尚书的仁和人张瀚，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其祖上“以酚酒为业”，后以纺织谋利，“家业大饶”。[11] 张瀚又言及一些家族的兴衰，皆因生活奢化所致，因其亲历，感觉十分真切：[12]

  世远者吾不知已，余所闻先达高风如沈亚卿省斋、钱都宪江楼，皆身殁未几，故庐已属他姓。至如近者一二巨姓，虽位臻崇秩，后人踵事奢华，增搆室宇园亭，穷极壮丽；今其第宅，皆新主矣。此余所目睹，安有如江楼、省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