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冬天，黄卫东先生带我赴湖北开展史前城址的调查工作。尽管此前已研读过不少资料，知道长江中游的史前城址保存较好，但当我真真切切地踏入石家河、城河等遗址时，看到高大的城垣、宽深的壕沟，仍然感到深深的震撼。这是我第一次亲见屈家岭文化的古城，朴拙、厚重、宏大等语词一齐涌入脑海，却仍难以尽述其风貌。第二年，在国家文物局、湖北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城河遗址联合考古队正式成立，并于10月启动试掘工作。十二载倏忽而逝，转眼已近不惑之年。十几年来，我待的最久的是城河城，接触最多的是城河人，想的最深的是屈家岭文化。在城河工作的日日夜夜，我对屈家岭文化和屈家岭古城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感，总想为它们做点儿什么，这大概就是这本小书写作的原初动力吧。

  尽管有情，2021年春节前夕良渚博物院夏勇先生为《中国早期文明丛书》向我约有关屈家岭文化的书稿时，我仍倍感压力。一方面，屈家岭文化自1954年首次发现以来，学界已经开展过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几代学人孜孜不倦地攻坚克难，在谱系编年、地方类型、聚落形态、社会网络、文化交流、生业形态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想从中有所突破，实在不易。另一方面，良渚博物院编纂这套丛书旨在从比较的视野观照良渚文化，可我本人对良渚文化少有钻研，开展屈家岭、良渚文化的比较研究，超出了我的学术能力。但是，屈家岭、良渚作为长江中下游同时期最重要的两支考古学文化，其文明形态、聚落结构、精神文化反映了先民不同的政治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证意义，加之前述情之所钟，我下定决心，勉力一试。立足于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拙著浅述了自己对屈家岭文化的认识，以期为屈家岭文化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与同时代的其他考古学文化相比，屈家岭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城址众多。这些城址究竟是各自独立的“城邦”，还是具有统一性的“地域国家”，学界莫衷一是。为了突出屈家岭文化的特点，亦为探索屈家岭文化的社会性质，我以“五千年前的众城之邦”作为副标题，意在通过拙笔，向读者呈现距今五千年左右，一支古族群盘踞长江中游、坐拥众多“城邦”的恢宏社会图景。限于学养，拙作对很多问题的讨论均浅尝辄止，且有诸多疏漏，权作“引玉”之石，就教于方家。

  拙作的所思所想是在城河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中收获的。感谢王巍、陈星灿、傅宪国、梁中合、李新伟、刘国祥、贾笑冰等历任主要所室（处）领导对湖北队工作的鼎力支持。感谢王风竹、陈飞、杜杰、张君、方勤、罗运兵、龙永芳、汤学锋等湖北文物部门领导对城河考古的全方位支持，以及对我个人的信任和关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荆门市博物馆、沙洋县文物保护中心等联合考古队的队友在城河遗址发掘中的辛勤付出。

  拙著成文离不开师友们的点拨和帮助。许宏、孟华平、郭伟民、周国平、黄卫东等诸位先生在城址考古、长江中游史前考古方面给予我悉心的指点。刘建国先生关于治水方式的精思详察常常令我茅塞顿开。刘老师还不辞辛苦，帮我制作了长江中游的地貌高程图。在写作过程中，我曾多次向刘辉、陶洋、向其芳、吴传仁、徐峰、陆成秋、赵亚锋、王良智、姚凌、周伟、范晓佩、张德伟、李晓杨等师友请教，俱收获热情的解答。范宪军先生惠允使用鸡叫城的高清图片，田志明先生帮我绘制了部分线图，梁田先生协助扫描了数幅插图，凡此种种，方使拙著得以进一步充实。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感谢良渚博物院的大力支持。感谢夏勇先生的理解和多次鼓励，否则拙作恐难如期完成。

  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缪丹女士不厌其烦地接收我反复修改的杂乱文稿，耐心、细心地完成每一次编辑校对，付出良多。

  最后，特别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的全力支持和无私奉献，是我能够安心从事田野工作、快乐考古的最大保障。

  写作过程中，我曾多次前往张云鹏、王劲先生的纪念园瞻拜，无数次被他们栉风沐雨、砥砺登峰的精神所感动。他们是屈家岭文化的开拓者，是湖北队工作的奠基者，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谨以此书向前辈们致敬，因为他们开拓的过去，因为他们开启的未来。

                                彭小军
                                2023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