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鉴赏辞典》（新一版）
蒋星煜 主编；齐森华 叶长海 副主编

一
  唐诗、宋词、元曲，中国韵文的三个高峰，留下了三份丰厚的遗产。但是，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唐代是相当繁荣富强的皇朝，疆土辽阔，历史绵长，达278年（618—896）之久。文学昌盛，帝王与公卿百官咸以吟咏诗歌为风尚，出现了大批佳作，有的还流传到海外，在新罗、扶余等地广泛流行。宋代赵匡胤开国以后，杯酒夺兵权而大权独揽，国势衰弱，外患频仍，但文风仍盛，士大夫无不能诗词，豪放、婉约，流派纷呈。南渡之后，仍勉强支持残局，至帝昺崖山跳海始结束，所以也有337年（960—1297）。元代马上得天下，用武力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军，未能在文治巩固政权之前就被朱元璋等人所推翻，为时仅89年（1279—1368），兼以推行科举不力，文学艺术也受到一定影响，所以元曲的数量少于唐诗、宋词。相形之下，元曲这份遗产较唐诗、宋词略显单薄。

  五四以来，在研究和校勘、注释等方面，唐诗、宋词一直遥遥领先于元曲，有其必然性，我们可以理解。

  然而人们却忽略了元曲具有唐诗、宋词所缺少的许多特点和优点。有人甚至从狭隘的民族偏见出发，对元代的文学艺术采取不屑一顾的漠视态度。可喜的是日本、韩国以及欧美诸国的汉学家倒一直在孜孜不倦地钻研元曲，成果和经验都斐然可观。说得夸张一点，在这方面，有一个时期，我们忙于向他们学习、借鉴，正像捧着金饭碗讨饭一样可笑。

  建国之后，元曲应该说比较受到关注，但是又被极“左”思潮牵着鼻子走，向关汉卿倾斜，向《窦娥冤》倾斜，而且几乎是众口一词咬定元代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皇朝。在这种大气候之下，要真正从文学艺术的特征来研究元曲也是不可能的。

  感谢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解放思想给元曲研究带来全新的局面。我个人主要是清理极“左”思潮的影响，根据认识的逐步提高，先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谈了自己的学习心得，并觉得徐中玉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也充分考虑到了元曲的学术价值，而且不再单单重视《窦娥冤》，也收进了《西厢记》《单刀会》等喜剧、正剧了。我又在华东师大出版的《文艺理论研究》发了评论，希望元曲研究者扩展视野，从中国文学艺术史乃至世界文学艺术史的大环境、大潮流中考察元曲，仅仅依据《录鬼簿》《中原音韵》《青楼集》三本书是不够的，更何况有部分人即使对这三本书，也没有深入探讨，只是寻章摘句，串连成文呢，当然不可能获得什么新的成果或材料。

  和荷兰雷登大学伊维德教授晤谈多次，他和美国柏克莱大学的韦斯脱教授以皓首穷经的精神翻译明代弘治岳刻《西厢记》，尤其使我感动。我作为中国的《西厢记》研究者、元曲研究者，既非常钦佩，也有些惭愧。和日本京都大学田中谦二教授作学术交流时，蒙他赠我《新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那是一项工作量巨大的系列工程，由他主持，领导一大批中青年把《古本戏曲丛刊》本、京都大学本等多种版本互校，然后审慎地择善而从。对元曲研究工作，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为元曲研究者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凡此种种，对我都是莫大的动力，也可以说是压力。我总觉得在继续深入《西厢记》的研究之外，还应该为推动元曲研究与普及再做一些工作。

  在这种情况之下，上海辞书出版社在1985年前后和我谈起《元曲鉴赏辞典》的编辑、出版事宜时，我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的能力的不足，接受了任务。但我认为，要把这部书编写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二
  选目是第一个摆在面前的难题，从思想性、艺术性着眼，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因为元曲有其特殊性。名篇似乎不多，不像唐诗，李白的《清平调三首》，是唐玄宗亲自召李白进宫，为他吟咏和杨贵妃共赏牡丹的风流韵事，非选不可。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是上《谏迎佛骨表》受到降职处分后在蓝关所作，牵涉到政局的重大变动，自然不能遗忘。元曲无论散曲或剧曲，都没有情况相类似的在政治上有较大影响或反应的作品。

  但作为一代之文学，元曲也有它鲜明的特色，有其值得赏析的精华。元曲的作者有很大一部分生平不详，又有一大批作品至今查不出作者姓名，当然令人感到遗憾，从另一角度去看，却又正好说明元曲的作者较唐诗、宋词作者总的说来社会地位要低下，高官极少，所以无论剧曲与散曲，都显得与人民生活比较贴近。如刘时中的《〔新水令〕代写诉冤》、曾瑞的《〔哨遍〕羊诉冤》等既是准确、真实的生活写照，又仿佛是用寓言写普通人的遭遇，都是唐、宋时代所没有的佳作。又如马致远的《任风子》，整个作品以一个屠夫为主角，写他的思想转变的全过程，也是文学史上罕有的。在某些小说中，屠夫总是被鲁智深、武松一类英雄痛打而求饶的孬种，是绝对的配角，而任风子则是主角。这些都十分值得细心鉴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