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中，欧洲的军事力量通过既不剧烈也不关键的战争得到操练。”吉本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说的这句话。这句话在当时看来是有理有据的。从事实上来说，伤亡人数并不多，从政治上来说，和平解决对战败方来说并不是一种灾难。但从感情上来说，这句话并不符合事实。因为这场战争并不是典型的18世纪战争。这场战争的发动有无限的风险，无论从领土上还是从商业上来说都是如此。它是现代西方第一场民主主义战争。换句话说，这场战争是由意识形态激起，而这样的战争从本质上来说便是不受控的。

  18世纪西方关于战争的法律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对战区平民的伤害。但这种恩惠并非雨露均沾。最赫赫有名的例外便是野蛮的罗马原则。该原则规定武装城市若被攻陷（区别于签订条约投降并放弃堡垒的武装城市），城中平民百姓可以任凭战胜方处理。后来便有了骇人听闻的滥用此项野蛮原则的事件。1812年4月6日，英国军队在西班牙武装城市巴达霍斯大获全胜，随后英军对巴达霍斯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西班牙的平民不欢迎英国军队，但也同样不待见法国驻军。法军强制盘踞在巴达霍斯并未取得西班牙人民的同意。法国驻军抵抗英军侵略时，西班牙人民也并未参与。但是，由于法军的顽强抗争，英军伤亡惨重，英军因此对巴达霍斯城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来报复。但其对象实为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他们既不是法国人，也无政治实权，且英国的蹂躏实际上刚让他们“摆脱了”法国的控制。

  可以洗劫攻占城市是18世纪之前对待战时平民的野蛮传统。但在今天回顾来看，相比1937年4月26日德国空军对西班牙格尔尼卡（Guernica，第一个被空袭炸毁的城市）市民所施的冷血暴行，或者美军（更别提其在南越的辅助机构）在1968年，也就是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对越南南部和北部施加的暴行，巴达霍斯平民在1812年所受的英军暴行尚属小巫见大巫。英军参与半岛战争（the Peninsular War）时，没有美军在1968年对越南犯下罪行时的动机和条件。虽然拿破仑战争已具有宗教战争的雏形，因为它们属于民族主义战争，但当时民族主义狂热的复兴相比现在美国、苏联的思想热潮还远远不及。那时的技术也还没有进步到可以从飞机上投落炸弹的地步。

  炸弹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即使炸弹的目标是合法的军事目标（比如敌军、要塞、通信设备、为敌军制造武器或其他设备和必需品的工厂），但这个合法的军事目标根本不可能因为是炸弹唯一袭击的地方而善意地避开平民，不侵害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另外，对于采用了空军的好战者来说，使用炸弹实在是太具有吸引力了。因为除了可以瞄准敌人的目标之外，还能恐吓平民，有望达到击溃他们的心理防线，使得敌军瘫痪、政府投降的目的。这样野蛮的政策用德文Schrecklichkeit来形容再合适不过。精湛的技术不仅被滥用于制造细菌战所需要的武器，还被滥用于制造残暴程度不断升级的炸弹，从只能引爆爆炸物的炸弹到能散发凝固汽油专门攻击人的炸弹、金属弹、锋利的钢片，最终升级到原子弹。

  美国的武装力量在越南使用了除原子弹和细菌武器外的其他所有折磨人的手段。他们其实拥有这两样极其残忍的武器，只是出于良知和谨慎，美国政府并没有在越南使用原子武器。在过去24年里一意孤行地运用科技导致这类武器的毁灭性力量不断上涨。如果将再次使用原子武器，那么和现在准备使用的原子弹的致命杀伤力相比，1945年在广岛和长崎所投的两颗原子弹都只像燃烧弹一样微乎其微。至于细菌武器，如果它被付诸实践，其造成的灭族性的后果将会不可估量。

  因此，从吉本时代到我的时代之间的150年内，在早于他两代人时建立起来的平民和战士之间的差别已经被完全抹去。我们现在倒退到了一个黑暗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所有的人——妇女、儿童、老人无一例外，都暴露在战争中受到攻击。我们也倒退到了那个宗教战争的黑暗时代。但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时代又非常超前，超前到复苏的不人道和狂热得到各种武器的武装。这些武器的致死率和残忍度是18世纪前哪怕野蛮人的武器也完全无法比拟的。

  自1792年起，一系列的倒退产生累积效应，而这种在战事中耻辱又不祥的倒退在我有生之年达到了高峰。吉本也该听说过1792年法国的“全民皆兵法令”（levée en masse），让整个国家的民众都与政府为敌。法国革命军和拿破仑军队重拾了18世纪前在外国领土“就地取材”的做法。那些地方是只要对全国人力进行总动员就能够胜利入侵的地方。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法国是西方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第一个例子当中，本就带着憎恨的战争因为重新注入了民族主义形式的宗教战争而变本加厉。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25年中，加大拉的猪群（Gadarene swine）一直在陡峭的斜坡上直冲而下。但直到它们给自己家带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灾难之前，它们都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去哪里。它们中的一些甚至到今时今日仍然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明白，尽管第二次世界战争的浩劫接踵而至，并且还导致了原子武器的发明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