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创作技法基础上而作的个性化表达的交响作品，也是本次出版多元呈现的重心之一。如：郭文景的《愁空山》（1995），陈怡的《动势》（1998），陈其钢的《蝶恋花》（2001），谭盾的《三个音的交响诗》（2011），盛宗亮的《生肖的故事》（2016）等。这些作品的入选既显示出当下音乐材料本身个性化的表达，也凸显作品中所呈现的功能调性解构后与中国五声调性元素并置、融合的个性所在，如高叠和弦、音簇、拼贴、特殊吹奏法、戏曲韵白等。将这些技法的作品予以整理出版，强调了新时代多元化文化发展不断扩展的脉络。

四、整体化框架下的丰富性特质
  作为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如何体现国家高度和献礼意义，是出版人在策划起始的应有之义。以编年体方式去梳理交响乐创作历史进程中的经典作品，既要体现整体性原则，又要有阶段性考量，既要全面呈现交响音乐创作的整体风貌，又要关注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的创作类型。

  如对朱践耳作品的选择，在其创作的十一部交响曲以及序曲、交响诗、组曲、交响大合唱等十九部作品中，选择了不同阶段、不同风格、不同创作技法的具有代表性的四部交响作品。从《黔岭素描》三个不同调性的叠置以及采用特别的羽调式，到《纳西一奇》中调性交叉，而后从统一到分化最后又合而为一的设计；从《第一交响曲》四组抽象符号的概括，到《第十交响曲》借助柳宗元的同名诗以及琴曲《梅花三弄》的变形，用吟、诵、唱与无调性的表达手法。通过其近二十年的作品变化，反映出在中国文化整体框架下，作曲家从单纯的抽象格律形式的表达转变为注重感性、感受的音乐表述特质。可以说，本次出版既有对中国交响音乐创作过程中对西法的融会渐进的呈现，也着意于作曲家们在中国社会变革或现实中所追求的音乐本身的技术特点，从中展现艺术发展的逻辑规律。另一方面，从社会的历史演进讲，本次出版还注意到以听众为中心，为大众的审美需求服务的宗旨，对形式上的多乐章、单乐章，内容上的标题性、诗意性特色予以直观显现。

五、产业化进程中的出版思考
  将那些埋藏于历史的珍宝呈现在大众面前，是音乐工作者，尤其是出版者的时代命题与社会责任。在编辑《中国交响 70 年》重大项目时，对于当下中国交响音乐的出版现状进行了如下思考。

  第一，中国自古有记录整理本民族民歌的传统，从《诗经》《乐府诗集》到当代《中国民歌》等，有着较为清晰的学术、文化脉络。纵观中国交响音乐，对于其的收集、整理、记录寥寥无几，更不用说相对的学术研究。可能对于某部作品有过分析，但从中国交响音乐创作的整体而言，既无严谨的考证，又无系统性梳理，更没有评判的标准。《中国交响 70 年》的出版就遇到了尚未定论的“悬案”，如：对贺绿汀《晚会》的创作年份没有确实的佐证。 

  第二，从出版行业来看，交响作品出版力度不够。一部作品能否流传下去与是否能够出版密切相关，国内的专业音乐出版社对于总谱的出版仅占其出版总量的 2%。对此并不难理解，总谱出版因其成本高而常被出版社所搁置，出版一部30分钟的总谱造价高昂，单制谱费用就远超其他乐谱，且由于受众人群所限，产生的利润远低于成本支出，而国家相关政策对交响作品创作和演出的扶持力度，要远远大于出版。

  第三，租赁乐谱没有形成产业规模，有些演出单位为了节省成本，往往通过复印方式将分谱下发给团员，或通过关系直接找作者索要。版权意识的淡薄不仅无法形成行业性乐谱租赁的常态化，长此以往还将伤害作者及出版社利益，造成无人问津出版的恶性循环。

结 语
  《中国交响70年》的出版是当代文化叙事的一次创意之举，它将共和国成立后绵延回响至今的交响力作以及躬耕于新中国交响乐发展的艺术家，通过出版的载体，从无声变成有声，从平面走向立体，并以全景性的艺术视角展现中国交响音乐的生态特点及其艺术作品的创作、发展与演变。

  《中国交响70年》的出版既体现了宏大社会命题在出版物中的精品化建构与表达，也为中国文化走向国际提供了经典性样本和时代性音响。当下我们正身处在这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通过出版物给后人梳理出一条现代音乐发展中，中国交响音乐作品演进的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