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0中国好书《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和《文献中的百年党史》“走出去”工作取得新进展。

  刘统著《火种》中文繁体版《寻路——近代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00-1929）》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李颖著《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中文繁体版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两本繁体版图书均在第31届香港书展上亮相。

  此外，《火种》俄文版入选2021年度丝路书香工程项目，将由俄罗斯-学术研究出版社（Russian Academic and Research Press）于2022年底前出版；英文版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图书对外出版”专项翻译资助，英文译稿由美国汉学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翻译系白雪丽教授翻译中，年内由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Royal Collins Publishing Group Inc.）出版。《文献中的百年党史》英文译稿，已由美国汉学家、中国文化译研网会员、西肯塔基大学袁海旺教授翻译完成，预计年内出版。

  今摘选《寻路——近代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00-1929）》作者自序，以飨读者。

  一九八八年，我从复旦大学博士生毕业后，经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分配到北京西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担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学科的责任编辑。工作倒是对口，但军队的纪律使我不能再像从前一样做学问。怎么办呢？当时与我共事的是茅海建少校，他告诉我：军事科学院最有价值的收藏是战争年代的历史档案。如果有兴趣，可以到图书馆去借阅。我看到堆积如山的档案，犹如发现了一个宝库。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不清楚的问题，读了当年的电报、文件，就有了确切的答案。不久，谭其骧先生来北京开会，我去拜访时讲了一些阅读历史档案的所见所闻。谭先生激动得站起来大声说：“你要把它们全记下来！”导师允许我改行，于是我就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和军史的研究。

  中共党史和军史，我过去仅限于书本知识。到了军队，才知道这是一门大学问。 我到军事科学院工作时，全军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接近完成。在编写百科全书的过程中，发现中共党史和军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以前都没有深入研究，因此产生了许多重大政治和学术问题。这时，我遇见一位良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第一任领导奚原老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身为上海文艺青年的他，来到延安，加入抗日军政大学，与毛泽东有面对面的交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转业到上海，曾和谭其骧搭档任复旦历史系书记，创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来到北京与田家英一起编写中国现代史稿，“文革”前又回到军事科学院。他既是一位老革命，又是一位学者。他离休后，我经常去上门求教。一个个夜晚，他对我娓娓道来。历史上的一份电报、一份文件、产生的背景、内容的核心意义，他都了如指掌。档案在他眼里都是活的历史。他经历的党内重大事件，自己的坎坷经历，都使我深受教益和启发。

  在军科工作期间，许多老研究员都是我的良师。他们经历过战争年代，有在军委总部机关工作的经历。讲起过去的历史和典故，如数家珍。许多重大事件，他们几句话就点到实质。他们讲的故事都是那么鲜活，那样惊心动魄。我顺着他们提供的思路再去看档案，很快就能从大量的资料中梳理出一个清晰的线索。在军科工作的十五年，我的爱好就是在史料的海洋中畅游。每天完成工作，我就到图书馆借出一堆资料，晚上在办公室里专心阅读，日复一日。因为没有在大学里必须年年发表论文和提职称的压力，可以安心做自己感兴趣的学问。王仲荦先生生前嘱咐我：良工不示人以璞，四十岁以前不要出书。我这时才真正感受到学无止境的真理。历史研究必须有长期的积累，研究水平是随着阅历的丰富、知识面的拓宽逐渐提高的，急功近利是不行的。后来从事写作，我才真正从多年的积累中受益。 

  在写作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风。首先，我把古代史的研究考证方法引进现代史的研究中。传统的中共党史、军事著作多数是单位集体编写，重理论，具体史实少。我写党史军史，首先注重故事和细节，每个战役都写出完整的来龙去脉。如果按照所谓“学术规范”的写法，必然要进行大量的繁琐考证。我没有按那种写法，而是把考证的过程融入我的叙述之中，给读者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是我筛选大量史料、去粗取精，经过自己的研究之后总结出来的。 写书是给人读的。我力求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还原出一个个完整的故事。我要把每一本书都写得通俗生动，形成自己的风格。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融入叙述之中，尽量不评论，少下断语，留有余地，让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做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