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目标说来容易，创作起来其实是极富挑战性。大家熟知的英烈材料和个人著作很多，但这样的人物史料，也并非都是“文学”所用的和可以“艺术”的，只有通过阅读浩如烟海的资料与各种回忆录等才会找到真正有用于文学作品的“原料”。

  在创作过程中，我比较注意对他们的细节表达，如邓中夏与党的一大和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他在牺牲前的表现；恽代英的形象，我将着重点放在他作为党的重要的领袖级干部被王明路线撤职之后，作为普通党员的表现上。这种强烈的反差式的叙述，可以一下将他们的伟大突出出来、无私形象高大起来，情节的精彩性也会获得淋漓尽致的表达，从而达到感人至深的效果。

  许包野这样的人物，过去在党史资料里极少出现他的事迹，我从诸多几乎被尘埃掩盖的历史碎片中，找到逐步深入了解这位革命者的一些蛛丝马迹，我视这些史料为“宝贝”。《革命者》写作期间，我整理、阅读的各种史书和资料多达200多本，也正是从这些浩瀚的阅读与大量的采访中，才寻找出这个“中国保尔”的传奇故事。

  在留学期间入党的“红色教授”许包野回国后，化名“保尔”，在厦门组建地下党组织，有力配合了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6年，为使曾屡遭毁灭性打击的中共江苏省委重新恢复工作，许包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上海度过了惊心动魄的3个月，其间他和杨光华及时发现并配合“红队”铲除了叛徒，“熊国华”事件轰动上海，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

  在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时，因叛徒出卖在狱中牺牲，时年35岁。远在老家的妻子叶艳蘋一直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在何方，一直到1985年，许包野就是“保尔”的事才得到证实。如今许包野的名字被列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内。

  把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宝贝”找出来，并赋予它艺术的、文学性的形象，这就是《革命者》与众不同的地方。

  从充满细节的故事中读出真理的力量

  英烈事迹是需要被后人传承的，他们的精神更需要发扬光大，如果没有人有兴趣阅读关于他们的图书与作品，那么英烈精神就无法真正传承，实际上是对民族精神的一种削弱。

  在写《革命者》时，除了尽力反映斗争史实外，我的精力基本都放在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上。因此，创作过程中我注重了几个层面：首先是出人意料的“精彩”，其次是一环扣一环的故事性，其三是震撼人心的真理力量。《革命者》从书名、序言到每一章标题都尽量做到突出艺术性和文学性。

  特别在全书的叙述过程中，尤其重视细节的故事性和人物的鲜明个性化，同时也较注意对历史史料的新发现，如“陈氏兄弟”的故事、“中国保尔”的传奇等在革命史上的一些颇有新意的发现，对今天的广大党员和青少年学习党史、了解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品质，都很有益处。

  我同时还非常注意寻找那些英烈人物的个人化“小事”“私事”“亲情事”，如革命家刘伯坚、李硕勋临刑前留下的珍贵家书，舐犊情深，让人见之落泪，“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革命家王一飞在戎马倥偬中写给妻子的家书，温情备至，展现了革命者的侠骨柔肠。

  这些镌刻着历史痕迹的革命细节，托起英烈们作为“普通人”的立体感、丰富性，让普通读者能够更接近英烈，让英烈的人格魅力获得彰显，更容易成为学习榜样。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希望《革命者》能带领读者重返英雄的精神世界，回望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初心，感受革命者精神在新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原载于《时事报告》，作者何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