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也有一些书在写法上近于《世说新语》的。比如契诃夫的《手记》、伯恩哈德的《声音模仿者》与《事件》等。此外，也许还可以提一下卡夫卡那些速记式的短故事。《卡夫卡全集》中译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的编者从卡夫卡的随笔集，即《乡村婚事》一书中撷取了二十四篇，然后又从遗作中之佳作里面撷取二十四篇，凑成了四十八篇，归为一辑，少则数十字，多则五六百字，其叙事风格据说是“延续了德国文学史上有过的轶事风格”（见《卡夫卡全集》第三辑）。我以为，卡夫卡的四十八篇短故事近于中国古代的志怪小说《搜神记》，而契诃夫的《手记》则近于中国古代的杂录《世说新语》。

    据我所知，《世说新语》传到西方，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契诃夫应当没看过这部书，但无论从形式或文字来看，二者都不无暗合之处。这就让我想起《世说新语》里面的一句话：“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然而，周公与孔子“异世而出，周旋动静，万里如一”。据说契诃夫曾声称自己“很想写出容纳在自己手掌上的漂亮的小说”，这句话后来被日本作家引用，于是就有了“掌小说”这种称法。

    川端康成堪称“掌小说”的集大成者。有人统计，他一生写了一百二十七篇掌小说，收入掌小说集子里的小说，长则四千余字，短则数百字。国外称之为超短篇小说，而我们国内则多称之为微型小说或小小说。短至盈盈一掌，就等同于诗了。事实上，川端康成是把它当作诗来写的。就篇幅而言，我的《异人小传》近于那种“掌小说”，而且我也是像写诗般写作这些篇什。这是对放情长言的刻意收束，也是假小说之名传达诗之情味。

    《拾梦录》的写法说是杂树生花，或许近之，有很多地方，我是信笔写来，点到即止，有些句子像是突然从风中飘过来的，而我只是伸手接住而已。因此，写这类小说，我感觉自己似乎进入一种心理学家所说的“心流状态”。因为随意，难免会有意隔文疏之处，当时没有注意及此，发表之前，自己再校一遍，就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因此，《拾梦录》如同乱梦，初看不讲究什么章法，仔细读还能看出我在章法排布上的用心之处。画山水画，有些人喜欢用点，每个点都有其讲究之处。如果说《拾梦录》是一幅画，那么，我以为，它是由众多个点连缀而成的。

    《卡夫卡家的访客》其实也难归类。严格地说，它既不是中篇，也不是短篇。形式突破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但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形式之后，我就知道怎样调整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修辞关系了。我想写的是某一类人物。这一类人物在每个时代都有可能存在过，只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被众人所知，或是一时间声名不彰，或是永世隐没。

    我曾经在某个场合发表过这样一种有趣（也可能很无聊）的想法：两百年后，或许会有一帮家伙在一次笔会中谈论我们这个三流时代的文学状况，还会提到几个重要的诗人或小说家，其中有一位，被他们推许为一流诗人。我们还可以想象，此人个子不高，头发稀疏，嗓音低微，青年时期总是失恋，中年发胖、离婚，晚境凄凉，生前没有头衔，死后亦无哀荣，总之一句话，他是一个穷屌丝，一辈子从未有过逆袭的传奇经历。他的一些作品大都是在博客、微信公众号里发表，很少在官方刊物露脸，也没获过鲁奖什么的，在堪称壮观的二十一世纪文学谱系中，他由于跟某个文学流派发生过若有似无的联系而被人提及，但更多的时候他的名字仅仅是列入“某某某某等著名诗人”的“等”里面。

    两百年后，他的一部分诗作被后世的另一位大诗人发现之后，人们相继读到了他的几本诗集，读到了他那些尚未公开发表的小说、日记、随笔、书信（包括情书），于是，人们近乎疯狂地爱上了他的文字，把他奉为大师，他的诗广为传诵，其貌不扬的头像也常常挂在一些咖啡馆的墙壁上作为装饰……其实，我要说的，是我小说里面那些默默无闻的诗人。他们迎头撞上了一个三流的时代，写下了一流的诗篇，却没料到自己会同那些二三流或不入流的诗人们一道归于湮没。

    另一方面，他们在世之时也确乎有意识地游离于以儒家文化为本的道统、学统与政统之外，自绝于仕途，并由此归入一个沉默、孤绝的群体，你在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里面，在三四百年间的任何一部诗歌选本中，都不可能找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我是从卡夫卡的文字里读到了他们的面影，把他们一一召唤出来。正如诗人邹汉明所说，他们与卡夫卡其实是同属一脉的。他们，在我小说中就是嘉兴沈渔，仁和许问樵、李寒，乐清陆饭菊，山阴杜若、司徒照，德清曹菘，桐庐何田田，明州徐青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