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大的案件是什么？就是南京大屠杀。南京审判中，最重要的案子就是南京大屠杀。当时南京法庭叫国防部法庭，首席法官是石美瑜，他负责主持南京大屠杀的调查工作。当时日军雇慈善机构去掩埋尸体，他们每天记录掩埋多少人，然后拿这个名单去找日军领劳务费。调查员找到这些工作人员，让他们领着到南京郊外一个一个地找万人坑，结果找到了好几个巨大万人坑，从这里边把人头、人骨全部取出来。受审判的是日本师团长谷寿夫，谷寿夫师团是首先冲进南京城里，展开大屠杀的。法庭列举他的罪行，谷寿夫完全抵赖，他写了很长的申诉书。谷寿夫说，第一，自己进南京住了一天就走了，后来的事不知道，后面还有5个师团，你问他们去。第二，自己军纪严格，没有屠杀和抢劫、强奸的行为，推了个干干净净。检察官怎么反驳他？第一，你们杀的这些人在中华门内，在你的师团驻的区域里，杀多少人，有多少证据，有多少举证，你怎么能说是别的师团杀的呢？第二，南京大屠杀之后外国人就给公布出来了，连日本当局也觉得非常丢人，于是派了高级将领来调查，把当时日军几个进南京的将领臭骂了一顿，把总指挥松井石根免职调回国。另外还派宪兵、建立慰安所，就是为了防止日军再犯这样的罪行。如果没有大屠杀，怎么会有这一堆调查、补救的行动？所以最后是证据确凿，但不是谷寿夫一个人的事，而是冲进南京的5个师团日军的集体罪行。所以南京大屠杀审判的一个重大的特点，就是战争责任，我们起诉、审判的是日军整个的南京大屠杀罪行，谷寿夫只不过是站在法庭上的一个代表而已。

    南京大屠杀的审判过程中，南京法庭总共就判处了三个人，这三个人是日军罪行的代表。我们绝不会把眼光仅仅局限在三个罪犯身上，而是要通过南京大屠杀这个案子，把日军最野蛮的罪行公诸于世。

    还有一些重大案件，是对日军将级军官的审判。酒井隆案也很重要。酒井隆是蒋介石和何应钦点名要先逮捕、先审讯、先判决的日本将领，此人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1927年他在济南当日本领事馆的武官。北伐军打到济南，城里兵荒马乱，有些人趁火打劫，结果日本军队借口保护日本侨民，在城里打死了好几百平民，还不许北伐军进城。当时总司令是蒋介石，日方出面交涉的就是酒井隆。蒋介石为了北伐，不愿跟日本人多纠缠，所以咽了这口气，从济南边上绕过去。但是酒井隆的蛮横、阴险，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酒井隆在侵略华北的时候，又担任日军在北平的武官。1936年，日军千方百计想侵占华北，不断找借口挑衅。当时地下抗日人员在天津打死两个汉奸。酒井隆借口日本侨民安全受到了威胁，于是要求国民政府的所有武装、宪兵都从华北撤出。当时军事委员会北京分会的负责人是何应钦，酒井隆和高桥坦直接找到何应钦。酒井隆草拟了一个要求，要国民政府把军队撤出整个华北，把华北变成一个中立区。酒井隆作为一个中层军官自己草拟这个最后通牒，找何应钦大吵大闹，逼着何签字。他还替何应钦起草了一个答复，说是“我们完全接受”。何应钦哪能签这个字？就写了一句“我们会认真考虑日方的要求，并逐步遂行这些事情。”历史称之为“何梅协定”，这样一来，日军不战而胜，没费一枪一弹就夺取了华北。我们把北平的大学、故宫的国宝全都转移了。蒋介石和何应钦是恨透了酒井隆。审酒井隆时，法庭就问政府“何梅协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没看见原文，把档案给我们看看，结果军事委员会只好把“何梅协定”的文本交给法庭。一看，不是协定，而是日本人写的条件，何应钦也没签字，只是答应我们慢慢来。

    酒井隆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他做了大量危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所以我们把他定为侵略罪，而不是普通战争罪。什么是侵略罪？就是通过阴谋谋划，达到侵害中国主权、侵犯中国利益的结果。但是光这些证据不足以定死罪，这时候英国人帮了忙。

    日本侵略香港时，酒井隆任日军驻香港总督。英军把酒井隆在担任香港总督期间，杀害多少老百姓、造成了多大的损失等大量罪证给送回来，酒井隆的罪证就坐实了。南京法庭法官们考虑要好好写判决书，要完全符合国际标准。判决书很长，一部分是酒井隆战前阴谋制造战争的罪行，一部分是酒井隆战争期间侵略香港、屠杀平民的罪行，当时被日军屠杀的人都有名有姓，记录准确，酒井隆做为香港总督，要负第一责任。酒井隆的判决书起草好了，后边有50多个附件的罪证。国民政府看了酒井隆的判决书，说要送到联合国，作为中国审判的样板，让联合国看看中国审判是什么水平。江苏电视台拍《正义之剑》的纪录片，我们专程到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档案室，看到了当时国民政府送去的判决书。审判酒井隆是中国审判最有代表性、最能显示审判水平的一个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