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利的一生平衡了其作为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角色，他擅长在浩如烟海的甚至是孤立的文献中，找寻对历史的颠覆性的解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们热衷于讨论世界秩序是否将经历重大变革，而蒂利对于美国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却早已看透：

    “我认为，美国的政体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民主，由于其人口的某些组成部分（segments）被排除在公共政治之外，由于社会不平等被带入了公共生活，由于民意表达不畅通，由于无法为其公民提供平等的保护，从而使之反复经历着‘去民主化’（de-democratize）的过程。”

    2008年4月29日，查尔斯·蒂利在纽约布朗克斯区去世。他的故事是一座桥梁，也是一面镜子，在他留下的丰富的学术遗产中，社会生活或许没那么难以理解。

爱讲故事的人
    与一些艰涩枯燥的社会学理论著作相比，蒂利的作品显得生动有趣得多。擅长使用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蒂利，经常以一个故事开始他复杂的分析。

    《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开篇故事

    1867年，英国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累里说：“在1848年发生了一场法国革命，成立了一个共和国。没有人可以忘记这给我们的国家造成了什么影响。我犹记得那天，当大炮架在威斯敏斯特大桥上时，伦敦的妇女不敢离开家门半步。一年之前，在法国发生了另一场革命，又一个最可怕的共和国成立了。在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你叫不齐半打人到街上集会游荡。为什么？因为人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他们心满意足且心怀感激。”

    因此，法国给人革命的教训，而英国给人民主的教训。英国人每每以此自吹自擂。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英国人的自我形象，巴黎公社期间英法政治的比较，在抗争的形式、动力和后果上，都显示出深刻的民族性差异。

    《信任与统治》开篇故事

    在1367—1393年间，圣芳济会（Franciscan）修士弗朗索瓦·博雷尔（Francois Borrel）时任多菲内省上阿尔卑斯（high Alpine）昂布兰（Embrun）主教教区的宗教裁判官——对其辖区内的瓦勒度派教徒进行了严厉打击。在天主教会看来，这些堪称异端的原始基督徒们罪该万死：他们拒绝立誓、反对死刑、否认炼狱、抵制教皇的权威——包括否认教皇有追封圣徒的权利，甚至宣称由未脱原罪的神父主持的圣礼压根儿无效。仅就小范围而言，上多菲内省瓦鲁伊斯山谷（Valley of Vallouise）保存完整的1379—1386年档案表明，该教区3年内至少将300名瓦勒度派教徒送进了宗教裁判所。这些异端分子一旦被教会捕获，便被投入宗教裁判所严刑审讯，并照例被判有罪。随后，教会将这些被判有罪的异端分子移送世俗当局，由后者将其烧死或绞死，并没收他们的财产。

    由于处于官方迫害之下，无论传教士还是信众都长期面临被人告发的风险——只需一个变节分子就可令其生命和财产化为乌有；因此，为了应对这种风险，瓦勒度派建构起了强大的信任网络——信任网络愈是强大，信仰愈是持久。与此同时，被瓦勒度派信任和不被瓦勒度派信任的人，其间的分野也愈加尖锐了。

蒂利的一点自我澄清
    如果自我剽窃是学术罪过，对我的作品充满敌意的读者则将不费任何周折，就能把《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这本书作为攻击我学术腐败的证据。理由有二：第一，这本书的多数内容以相同的形式出版过，有时不止一次；第二，精华部分的讨论会重复出现，有时使用相似或相同的语句。

    这种重复有意义吗？我的很多同事主要在论文中阐述自己的思想：虽然我们追求复杂的研究计划，但是当观点与发现出现的时候，他们通过论文阐述它们。我主要通过著作阐述自己的思想：设计由开始、中期和后期构成的研究计划，但是将会形成数百页的报告，如果成功的话。很多人虽然不成功，但是他们仍然出版报告、论文和著作，阐述他们不完全的计划。因为我总是同时规划几本书、因为观点之间相互关联，所以，我经常在不同的地方转借观点、参考书目和语言。

    总而言之，我把这种冗余看作是收益而不是成本。

    【以上部分内容分别节选自《信任与统治》《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