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文字的创造，在人类的创造物中无与伦比、令人惊叹。宗教里，“无言”之中可以发现种种意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也时时可见那种对于没有文字时日的心灵上的乡愁。但是，我们可以说，由于语言和文字的发现，人类的精神和文化获得了无限的发展。

    当然，语言在赋予人们个性的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个性。当一种语言为他人所理解时，就给予了人们复杂的生活方式。也许人们在获得文化的同时，作为代价，也就失去了真实。语言的理解基于人与人的契约。可以说，以语言为表现介质的小说，因此也就拥有了“契约艺术”的可悲宿命。无论怎样革新表现的形式，人们也无法摆脱语言、文字的制约，获得彻底的表现自由。但是，人们仍然一直在对抗束缚他们的语言文字，谋求自由和解放。这样的历史，就是开拓文学新境地的历史。

    文章既是小说的生命，同时也是小说发展的制约者。文章不锤炼，就会失去表现的自由，而一旦臣服于文章，就可能产生自我发展的障碍。

    在这种意义上，对于有志于小说的新人而言，文章、语言永远是他们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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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各国都有各国的文章一样，即使是同一个国家，不同的时代也有相应的不同文章。

    平安朝时期有平安朝时期的文章，元禄时期、近代、战后都有各自时期的文章。“平安朝的物语文学”“战记物语”“黄表纸”“自然主义文学”“战后文学”等，如此数来，便可一目了然。如果再细分的话，每个文学流派又有各个流派的文章，“新感觉派的文章”“自然主义的文章”“左翼文学的文章”“先锋文学的文章”，看到这些划分，我们就再清楚不过了。而且，每位作家又有自己的文章、自己的文体。

    也可以说，一个作家只要没有自己独有的文章、文体，那么他就成为不了杰出作家。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个性，他们的个性毫无疑义必然要在他们的文章、文体上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只要看一看明治、大正、昭和时期我们文坛的历史，就可以明白：无论是自然主义运动、人道主义运动，还是新感觉派运动，抑或战后自称先锋派的年轻一代的文学运动，他们的文艺革新、新文艺的创立，必然总是伴随着表现、文章的革新。

    旧瓶无法装新酒，没有新的表现，没有新的文章，就不可能有新的文艺。只要看一看当今文坛，我们就会知道，越是出色杰出的作家，他们的文章、文体越有特点，越出色。同时，新的思想、新的内容，总是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新的表现、新的文章。真正的文章论总是具有广度的文学论。

    譬如，今天我们理所当然使用的这个“文章”“文体”，在明治初期，就令我们尊敬的先人们为它们的确立付出了极大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