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纱》中，毛姆以殖民地香港与中国内地某城市为故事背景，让西方读者体验到了来自东方的“异国情调”。毛姆描绘了瘟疫肆虐的中国城市，脏乱差的中国街道，意味深长的中国牌坊，以及瘆人的中国棺材，勾勒了中国佣人、厨子、乞丐、弃婴、苦力、军官、士兵、官员、小脚老太、古董店老板各色人等的画像。毛姆笔下的中国或中国人，既是写实的，也是想象的。而海关官员维丁顿与“满族公主”的爱情故事则更多带有猎奇乃至虚幻的成分。不过，毛姆对中国的观照不完全是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整篇小说中，他试图透过凯蒂的眼睛来重新审视中国。叙述者说：“此前，凯蒂耳中所听到的中国，尽是什么颓废堕落啊，肮脏不堪啊，还有糟糕得难以言表啊。眼下却是她重新认识中国的好时机，仿佛遮蔽中国的一道帷幕被迅速掀起了一角，她在飞快的一瞥中，窥见了一个丰富多彩、意味隽永的世界——这是她在梦中都没见过的世界。”在这里，“帷幕”被赋予了跨文化认知的主题内涵。

    《面纱》的深刻与迷人之处，读者自会判断，此不赘述。毛姆素有“故事圣手”的美誉，其娓娓道来的高超叙事技巧也自不待言。他喜欢用平实无奇的语词，中规中矩的句子，以及平易亲切的语调，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从语域（register）来看，他的叙述语言大多出自英语的“共核”（common core）。国内众多英语教材喜欢选用他的作品，道理即在于此。因此，翻译《面纱》时，译得佶屈聱牙、古朴晦涩，自然有问题；译得满纸俚俗、过于口语化，亦似不妥。不过，如何忠实于原作的语言风格是一个翻译难题。本译稿秉承“语体对等”的原则，尽量以汉语的“共核”来迻译。这么做是否合适，只能交由读者、方家来评定了。

    《面纱》的翻译还涉及到回译问题，这里也交代一下。书中写到香港的“太平山顶”、“域多利道”等地名，回译起来相对简单。而“中国通”维丁顿对凯蒂“道”来“道”去的那部分，却不好译。毛姆借鉴或直接引用了英国汉学家小翟里斯（Lionel Giles）的《道德经》英译本，即《老子语录》（The Saying of Lao Tzu，1905）。若采用回译法，让一个英国老头大段背出《道德经》的原文，对着他的同胞满口之乎者也，什么曲则全，枉则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专气致柔，能如婴儿，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胜人者有力，自胜者自强，等等，实在是有点儿错位。如果对书中《老子语录》的引文疏于明察，随意翻译一气，又有点儿不太严谨。考虑到小翟里斯的译本并非逐字逐句的直译，本书采用所谓“释译”法，是否妥当，也祈请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余光中先生说过：“一本译书只要够分量，前面竟然没有译者的序言交代，总令人觉得唐突无凭。译者如果通不过学者这一关，终难服人。”这本译作是否有分量，译者不敢说，但译完一本书，不写点儿序跋，总感觉对读者缺少诚意。校完《面纱》清样后，写下上述文字，权作译后记。
 
                                                                    张和龙
                                                                    2017年5月19日于上海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