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时候，连包产到户的改革都很困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对中国大多数人而言简直是异端邪说，邓小平却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可见他的观念是非常先进的。不过他当时没有公布这篇谈话，1983 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中也没有收录，直到1994 年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才公之于世。这表明邓小平对市场经济早就有自己的看法，但为了避免意见冲突，他没有公布自己的观点，而是提倡“不争论”，期待广大干部群众在实践中逐步取得共识。就像“村长换马”的寓言中所描述的那样，为了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邓小平等改革领导人运用了一些政治宣传策略，对原有体制进行新的命名和包装，然后在新的命名下注入新的政策内容。例如1984 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中国经济体制概括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一种类似在马背上画白道道的策略。
    
    “有计划的”这个限定词，相当于告诉思想守旧的人，“计划经济”这匹马没有变。而在“商品经济”的名义导向下，很多市场化改革措施就容易出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是，1985 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放松价格管制，承认计划外价格的合法性。1987 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创新。因为社会主义既然处在“初级阶段”，就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措施，所以到1988 年，私营企业通过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取得合法地位。这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无法想象的。有了这些铺垫，到1992 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显得顺理成章。不过此时，距邓小平最早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已经13 年过去了。1992 年之后，国有企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这是因为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私营企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合法地位，迅速发展壮大。在私营企业的竞争冲击下，国有企业生存日益艰难。政府迫于巨大的财政压力，并受经济学界流行的产权理论影响，决定对国有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即私有化。但由于“私有化”一词在政治传统上是禁忌，国有企业改革同样经历了“斑马换马”的过程。最初，在1993 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提法是“产权明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将国有企业改造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下属的股份公司。这就像是在马背上画白道道。接着，中央领导人又提出“抓大放小”，允许县级以下的国有股份公司向私营企业转让或出售。这就是把一部分画上白道道的马换成了真的斑马。1998 年以后，随着改革深入，在“结构性重组”、“投资多元化”等政策舆论导向下，县级以上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也转向私有化。这不仅让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变，也重塑了市场发育和产业创新的基础，构成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动力。到了2004 年，大部分中央直属企业和国有银行陆续在资本市场上市，至此，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和框架已基本完成—剩下的问题，就是寻找合适时机，把国有资产的股份向社会和公众转让。

　　对未来改革的启示

　　回过头看，“斑马换马”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典型经验模型。但必须承认，任何模型都有抽象和简化的成分，这个寓言并不能解释经济改革的全部问题。现实中类似“村长”的人不止一个，“村民”也分很多种，他们之间的观念分歧和利益博弈比寓言故事复杂得多。尽管如此，理解这个寓言背后的思想逻辑，对展望中国未来的民主、法治道路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首先，它告诉我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有一些障碍是由观念或习惯造成的。清除这些障碍需要时间和耐心，而非简单的武力斗争或利益分配。经济改革如此，政治改革亦如此。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民主化进程中，已多次发生“欲速则不达”的教训。正像张维迎所说，不管是清朝的君主立宪改革，还是民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如果当时人们有足够的耐心，给社会更长的时间去调适，中国的民主化和法治建设结果可能比现在更好。但恰恰因为当时人们太着急，社会变革出一点问题，就认为失败了，立马诉诸新的斗争，寻找新的道路，结果导致更大的灾难。

　　其次，在自上而下的改革“顶层设计”中，政治家的观念和策略都非常重要。如果政治家没有正确的知识观念，看不到社会变革的正确方向，对社会有益的顶层设计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适当的领导方式和行动策略，再正确的改革理念也可能处处碰壁、无功而返。这是古今中外改革历史反复验证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