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定年轻学者的工作的同时，马勇却表示，如果是自己的学生，他不会建议他们接这个工作。“社科院是这样，如果没有把体制内的问题解决，上来就写通俗，他在体制内的工作就是负分，评不上职称。”

　　但果然年轻学者的思路跟他不一样。《隋唐五代史》作者孙英刚并不认为写通史类读物会影响学术研究，“我认为这是互相促进的，知识人不能光是文化消费者或知识消费者，拿别人的书来读一下、批评一下，自己又写不出来。必须是一个知识生产者，你得有所发明，给社会回报一点一滴推动社会和文化的进步，虽然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推动，但至少这本书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我写的这段历史，了解曾经被忽略的一些面向，对于理解我们的传统和文明有所帮助。”

　　《殷商史》作者王进锋更认为，有很多研究著作都做到了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统一，“正文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把细致的考证部分放在脚注；引用部分不破坏正文流畅，如果不能保证，就用自己的话表述，在脚注解释一下，这样在技术层面就解决了学术与通俗的问题。”

　　在写作上，年轻学者亦挑选一些读者容易进入的角度，甚至由此启发自己学术兴趣的方向。《殷商史》年代久远，史料尤其是故事较少，在引起读者兴趣的角度，王进锋特地挑选了甲骨文，作成专题解读。而孙英刚则在通读前人五代史的时候努力思考如何写出不同，最后他总结了两点：一是之前中华文明作为开放的文明曾扩张直至中亚，远非今日的中国版图想象，只是在安史之乱后发生了回撤。二是如今的科学理性，对隋唐五代时期的知识世界、信仰世界的隔膜，在他看来，阴阳五行、天文星象的知识系统，其中隐含的是政治思想与政治企图。

　　但在他看来非常遗憾的是，最后出版的书中，他的这两点论述均未呈现：“或许是并不讨喜。但我认为通俗读物并不一定要媚俗，有时候需要创新和改造，但创新的部分却是最容易被拿掉的。”

　　提升学者

　　写通俗作品的积极性

　　虽然在如今的学术体系中，面向大众的通俗作品不被视为学术成果，但曾经是有一个大学者积极写小册子的时代。研讨会上，很多人提到了1950年代末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从1958到1966年，这套书出了147种，包括马勇在内的很多学者就是从这套书开始，从无到有地习得了历史知识。

　　对于公众了解历史的需求与热情，各位学者均予以肯定，但如何在现有环境下提升学者写作通俗作品的积极性？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李世愉认为，当年吴晗是以自己的社会影响，动员了很多大家都来写普及性小册子，但在今天可能需要考虑一些新的动员方法。“历史所原来编了《中国通史》，是院里的任务给了所里，各方面待遇很好，就完成得很快，反响也不错。是不是可以建议给这类读物一些评奖？社科基金里每年有上千个项目，能不能拿出1%？如果有榜样的作用，应该能有很多好的成果。”

　　许多学者的建议均是提高待遇，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邹逸麟认为，可以提高此类作品的稿费来表示对作者、对通俗读物价值的尊重。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认为，可以设立专门的通俗史学的奖项，以奖励比较好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