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盘的角色，当然是由文学批评、由评论来扮演的。唉，这罗盘的指针摆幅很大。时而北方，时而南方(确切地说是南美)，时而是其他方向；对于东方和西方来说也是一样，其摆幅甚至更大。一个评论家带来的麻烦(至少)有三重：一，他有可能是一个雇佣文人，像我们大家一样无知无识；二，他可能对某种特定的写作方式持有强烈的偏爱，或者干脆与出版业一同去牟取私利；三，如果他是一个天才作家，他就会使他的评论文字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就是一个例子，于是，你就止于阅读这些评论而不会再去阅读那些书籍了。

    无论如何，你都会发现自己正漂浮在那海洋上，四面八方都有书页在沙沙作响，你紧抓着一只你对其浮力并不太信赖的木筏。因此，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就是去发展你自己的趣味，去构造你自己的罗盘，去使你自己熟悉那些特定的星星和星座，它们无论暗淡还是明亮，却总是遥远的。然而这需要大量时间，你会轻易地发现自己年岁已老，头发花白，腋下夹着一本糟糕的书正向出口走去。另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或者也许仅仅是同一方案的一个部分，就是去依赖传闻：朋友的一个建议，你偶然喜欢上的文本中的一个提示。这种做法尽管还没有被以任何形式制度化(这倒不会是一个太糟的主意)，它却是我们大家自幼年起就非常熟悉的。然而，这最终仍只是一个可怜的保险，因为现成文学的海洋是波涛汹涌的，是不断扩展的，就像这场图书博览会所充分证明的那样：它本身就是那片海洋中的又一场风暴。

    因此，哪儿才是我们的陆地(尽管这可能只是一座不宜居住的岛屿)？哪儿才有我们的好人星期五呢(更甭提一头猎豹了)？

    在我要提出建议之前——不！我所提出的并非建议，而仅仅是一个用来培养健康文学趣味的方案——我想对它的来源，亦即我卑贱的自我说上几句，这并非出自我个人的自负，而是因为我相信，一种思想的价值是与其出现的背景相关联的。说真的，如果我是一个出版家，我就会在我所出书籍的封面上不仅写上作者的姓名，还要标明作者写作每本书时的准确年龄，以便让那些书籍的读者们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去思考一个比他们年轻得多或是年老得多的人所写书籍中的信息或观点。

    我的建议源于这样一类人(唉，我无法再使用“一代人”这样一个词了，这个词具有民众和整体的特定含义)，对于他们来说，文学永远是一种带有上百个名称的东西；这类人的社交风度会让鲁滨孙?克鲁索（注：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甚至会让人猿泰山皱起眉头；这类人在大的集会上感到不自在，在晚会上从不跳舞，常常要为通奸找出形而上的理由，在讨论政治时非常注重细节；这类人远比他们的诋毁者更不喜欢他们自己；这类人仍然认为酒精和烟草胜过海洛因或大麻；这些人，用温·休·奥登的话来说就是：“你在街垒中找不到他们，他们从不向他们自己或他们的情人开枪。”如果这类人偶然发现自己的鲜血在牢房的地上流淌，或是偶然发现自己在台上演讲，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并非某些具体的非正义的反对者，而是整个世界秩序的反抗者(更确切地说是不赞成者)。他们对他们所提出观点的客观性不存幻想；相反，打一开始，他们就坚持着他们不可原谅的主观性。然而，他们这样做，其目的并不在于使自己摆脱可能遭遇的攻击：通常而言，他们完全意识到了其观点及其所坚守立场的脆弱性。而且，采用一种与进化论者相反的姿态，他们将那脆弱性视为生物的首要特征。这一点，我必须补充一句，与其说是缘于如今几乎每个写作者都被认为具有的那种受虐狂倾向，不如说是缘于他们本能的、常常是第一手的知识，即正是极端的主观性、偏见和真正的个人癖好才帮助艺术摆脱了陈词滥调。对陈词滥调的抵抗就是可以用来区分艺术和生活的东西。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了我想要说的话的背景，我也就可以将那话直接道出了：培养良好文学趣味的方式就是阅读诗歌。如果你们以为我这样说是出于职业偏见，我是在试图抬高我自己的这个行业，那你们就错了，因为我并非一个拉帮结派的人。问题在于，诗歌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形式，它并不仅仅是传导人类体验之最简洁、最浓缩的方式；它还可以为任何一种语言操作——尤其是纸上的语言操作——提供可能获得的最高标准。

    一个人读诗越多，他就越难容忍各种各样的冗长，无论是在政治或哲学话语中，还是在历史、社会学科或小说艺术中。散文中的好风格，从来都是诗歌语汇之精确、速度和密度的人质。作为墓志铭和警句的孩子，诗歌是充满想象的，是通向任何一个可想象之物的捷径，对于散文而言，诗歌是一个伟大的训导者。它教授给散文的不仅是每个词的价值，而且还有人类多变的精神类型、线性结构的替代品、在不言自明之处的本领、对细节的强调和突降法（注：突降法，一种从崇高主题突然降至平淡或荒诞语气的修辞手法。）的技巧。尤其是，诗歌促进了散文对形而上的渴望，正是这种形而上将一部艺术作品与单纯的美文区分了开来。无论如何也必须承认，正是在这一点上，散文被证明是一个相当懒惰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