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本《三国演义》连环画主要以线描为主，并适当融入增强写实效果的透视比例，运用黑白灰的色块对比和线条的疏密变化，形成鲜明的对比效果，使画面有着突出的亲和力。众多画家绘画风格的细微差别，又从另一方面培养了读者细腻的观察和审美感知力。当代诸多知名的中国画画家，又有几个人没有从这套连环画中吸取营养呢？

　　三国故事何时成为民间的谈资，具体已不可考。但从李商隐《骄儿诗》中“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可知，最迟晚唐时候，民间就已经开始有三国人物的演绎了。北宋时期表演说唱艺术兴起，其中不仅有三国戏，还出现了“说三分”的专家，并且故事主题已经表现出“尊刘贬曹”的鲜明倾向，三国故事也随之流传愈广。其后的金元，经常演出的三国剧目已达三十多种。罗贯中所著《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是在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基础上，融入正史材料，结合其个人的生活经验而成。自此，三国故事定型，影响及于士夫平民，形成一种既与传统儒家文化相合，又自成系统的三国文化。

　　就三国文化的总体特征而言，鲜明的“尊刘贬曹”倾向，是其自成一体的核心因素。一方面是因为老百姓在刘备身上可以寄托他们对于仁厚君主的渴望，另一方面这种倾向也符合了自朱熹以来历史学家尊蜀汉为正溯的传统。近千年来契丹、金、蒙、满等族持续对中原的侵袭与占领，使这种尊重正溯的观念，对于满足国民心理需要，有着其他小说难以比拟的优势。特别是晚清以降，在中国人因为外力压迫而逐渐形成现代民族观念的背景下，尊重正溯的观念对于塑造国民的历史观、国家观和民族观，更是有着正面的作用，所以三国故事在近代新的媒介上如电影、电视、连环图画等出现以后，仍被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地深化解读并充实发展。三国文化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诸多三国故事中反复宣扬的忠、义、仁、智、勇等为人理想，对农耕文明中小私有者的道德观念，有着非比寻常的建构作用。但凡农耕文明，莫不需要恒定的天时、地理和稳定持续的耕作，故而其社会文化追求必然会以“稳”为主流。中国的很多小说乃至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仍还时有耳闻的“拜把子”，以及崇尚讲义气、重然诺、感恩遇、报知己的社会文化观念，归根到底，都与民间求稳观念有关。对民间来说，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做人的品质要求，当然不会都是从读书中习得，而是通过一个个社会典范的塑造，形成民间知行的参照。评话、小说、戏曲、图画等艺术的表现形式，乃至关羽成为民间图腾，都是维持这种民间知行参照的重要手段。因而三国故事中刘备之仁，关、张之义，诸葛孔明之智多如妖，赵云之忠勇，吕布之无敌，典韦之勇猛等无数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再加上其间穿插的预言宿命与神怪迷信色彩，既帮助了小民聊慰卑微生活的自我想象，反过来又对民间社会文化观念的稳定施加着持续的影响，成为民间教化的样本。三国文化形成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应该要算众多各种形式的三国故事叙述文本了。这些文本，既包括评话、小说、戏曲等，也包括插图、连环画和电影、电视，以及民间图腾（关公）等，其中任何一种文本，都不乏经典。

　　在诸多三国故事的叙述文本中，由插图、连环画所构成的三国故事的叙述图像，时间跨度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不仅在电视媒体没有出现之前，是其他媒介难以企及的，也因其图像的丰富性以及恢弘广阔不逊文学的叙事功能，自成一部三国文化的图像传统。

　　既然三国故事源于民间，那么为了满足民间阅读的需要，在话本或小说中加上插图，就成为此类书籍的一个普遍特点—毕竟图像远比文字来得更加直接。现存最早也是唯一的一部《三国志平话》，是元代至治年间新安虞氏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分上中下三卷，每卷都分上下两栏，上栏图相，下栏文字，十分便于阅读。虽然此书中的图画与文字都还比较粗陋，但也恰恰反映了其民间流传的特性。至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后，各种带有插图的刊本风行于世。在现存30余种明代刊本、70余种清代刊本中，多数为插图本或绣像本，著名者如万历年间余氏双峰堂刊本《三国志传》，全书二十卷，一如《全相三国志平话》上图下文的形制；以及刘龙山乔山堂刊本《三国志传》，万历、天启间叶昼假托李卓吾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的吴观明刊本、吴郡绿荫堂刊本等，清代康熙年间刊印的《绣像三国演义第一才子书》等，都有大量图画。不过，与同时期的其他书籍一样，这些三国故事中的插图或绣像，有的仅是孤立的人物形象，还有一些虽然画面已经开始尝试表现故事情节，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其功能仅止于插图，未能进一步摆脱文字束缚，因而图画的叙事功能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所以尽管其绘画较为精良，图刻亦多出名家之手，却还不能从文字中独立出来，单列一体，对三国文化的传播与发扬，也还没有起到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