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初版《三国演义》连环画前不久重新整理出版，再一次掀起了连环画在当下如何生存发展的讨论，同时，对1950年代的连环画大发展时期的回顾也渐渐丰盈起来。

　　1957年初版《三国演义》连环画去年底重新整理出版。从最初确定《三国演义》连环画的选题、讨论如何着手开始，时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的黎鲁与责任编辑杨兆麟就一直为连环画《三国演义》是原封不动完全忠实于原著，还是“体现社会主义新时代新观点”而争论。

　　1957年初版《三国演义》连环画前不久重新整理出版，再一次掀起了连环画在当下如何生存发展的讨论，同时，对1950年代的连环画大发展时期的回顾也渐渐丰盈起来。

　　从1956年确定《三国演义》连环画的选题、讨论如何着手开始，时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黎鲁与当时的责任编辑杨兆麟，就一直为连环画《三国演义》是原封不动完全忠实于原著，还是“体现社会主义新时代新观点”而争论。这样的争论也丝毫不妨碍《三国演义》成为连环画史上的经典，反而成为一时佳话。

　　作为1957年《三国演义》从绘制到出版的见证人之一，年逾九旬的黎鲁对连环画这门曾经辉煌的艺术形式的情感十分深厚，在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专访时，他还拿出自己亲手绘制的连坛画家们的肖像，从顾炳鑫、赵宏本、徐正平、陈光镒、刘旦宅，到仍健在的贺友直等，那些在连环画史上占一席之地的名字，令人感慨不已。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下简称“艺术评论”）：1957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什么在古典名著里选择出版《三国演义》连环画呢？

　　黎鲁：以前私营的新美术出版社里，文学修养非常高的文字编辑吴侬零零碎碎出过一些《三国演义》连环画，前后出版了17种，1956年新美术出版社合并到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是个很特别的年份，是知识分子的春天。因为公私合营，所有制非常单纯，都变成了公有制全民所有，这在社会上达成了共识。当时有一股新气象，这种情况下大家摩拳擦掌，想法比较统一，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信仰，毛主席指引我们什么方向就奔向什么方向。当时大家觉得要完成向社会主义进军的规划，积极性都蛮高，责任编辑杨兆麟等等想尽一切办法制定规划。

　　宣传部长开大会，认为当时的连环画创作有“三多”的现象，其中一多就是“古装多”，但是古装题材是1954年胡乔木提出来的，因为新的现实题材毕竟没有那么多，每年400种连环画出版任务是出版局的规定，哪里来那么多的现实题材？还有一多是“战斗故事多”，因为孩子爱看啊。政治运动直接搬到连环画里，是不可能的，三反五反，不可以直接搬到连环画里。大家都开始动脑筋开发新题材，但我们总要听胡乔木的，还是要多出版古装连环画，于是计划把已经出版了十多种的《三国演义》继续扩大，出成一套。当时北京出版了《水浒》连环画，我们上海出《三国》连环画，理所当然。那时候，做领导还便当，没有限制没那么多矛盾，大家思想一致，都非常崇拜共产党，在特定的时代，即使有些什么小矛盾，也可以化解，生产关系没有问题，按部就班生产没什么问题。现在还是有那么多人看《三国演义》，当然也证明我的想法是不错的。

　　后来“运动”来了，《三国演义》在“文革”中也是“大毒草”。

　　艺术评论：《三国演义》连环画从1957年开始陆续出版到1962年出全，整个过程中，有没有受到当时政局变动的影响？

　　黎鲁：《水浒》、《红楼梦》连环画的创作过程没有遭遇“政治运动”，《三国演义》连环画从一开始出版，还没有出完，就开始“反右”运动，强调阶级斗争。《三国演义》受到当时的政局影响颇大，一会儿这本能出版，一会儿那本又不能出版，当时杨兆麟主管内容，有几本是不让出，比如《击鼓骂曹》，还有一些神话故事《左慈戏曹》，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比较荒诞，也没有用上，但这些漏掉的，在很多年以后上海画报社出了一套《三国补》里全部补齐了。

　　出版《三国演义》连环画提出建议请高手写字，为封面题字的贺天健是我找来的，装帧请了江南春，编辑组长是贺友直。其实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做编辑，于是编辑是轮流做的。大家都还是有点顾虑，因为要和旧时代决裂，不能把旧时代的东西无批判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