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在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关于作家的讨论及其作品的出版一时成为热点话题。但在法国文学专家董强看来，关于翻译，关于作家，国人有颇多误读。近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的“朝内166”文学公益讲座上，他以《废墟之花：莫迪亚诺的文学世界》为题，为公众解读他眼中的作家。

　　董强这几年来少有译作，而是投入到傅雷翻译奖，致力于提高译者的地位，让译者被社会欣赏和了解。讲座伊始，他即指出，中国目前的翻译水平让他触目惊心。譬如，很多媒体把诺奖颁奖词翻译错了，说莫迪亚诺的作品“唤起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但在他看来，颁奖词其实很朴素，意思是，莫迪亚诺的艺术很特别，建立在记忆之上，他描写了德国占领法国的那个特别时期，同时展示了很多不可琢磨的人的命运。董强认为，我们要用严复所说的信达雅的态度进行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到外面的世界，也能让外面真正看到我们的世界。董强把作家和翻译家的关系以作曲家和演奏家作比，他认为现在最大的不公平是，郎朗可以成为名演奏家，但很多翻译家明明做着郎朗的事，却得不到相应的尊重。

　　在两个小时的演讲中，董强以颁奖词为线，介绍了莫迪亚诺的艺术和特点，同时对现场读者有问必答，赢得一阵阵掌声。董强提到，瑞典文学院的秘书长说莫迪亚诺是当代的普鲁斯特，普鲁斯特是影响了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大作家，所以这就跟我们现在说当代的曹雪芹、当代的鲁迅类似，从这就可以看出其文学地位。

　　莫迪亚诺专门描述德军占领法国巴黎时期的记忆，但他出生于1945年，如何记忆第二次世界大战？董强解释说，莫迪亚诺有句非常漂亮的话——“我的记忆在我出生之前就存在了”，他以超现实的、梦境的方式对过去进行重新的、大胆的、完全自由的处理。在董强看来，这是莫迪亚诺的精髓。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莫迪亚诺看来，没有这场战争就没有他，由于二战，德军占领巴黎，他父亲和他母亲这两个本不该相遇的人结婚了，而且他的父亲是犹太金融企业家，在战争中不光挣到了钱，还找到了保护伞；他的母亲是比利时艺术家，为德军演出过。因此，莫迪亚诺一方面对犹太人的命运非常同情，一方面并不特别积极地站在正义的一面，因为他知道他的父母有着说不清的过去。因此，他的小说产生了一种灰色的基调，亦正亦邪，包括他笔下的人物都非常难定义。

　　一个作家跟他所处的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莫迪亚诺出生在1945年，成长于1960年代，他背负着二战的阴影，但在二战后，法国经过了30年的经济振兴，成为国际化中心。因此他的小说中有各种民族的艺术的影响。此外，董强认为，莫迪亚诺是以平面的写法讲故事的作家，他的小说常常在1960年代和1940年代，即他在成人阶段感受到的欧洲和他在娘胎里时幻想的欧洲之间，不断快闪、跳跃。这两个命运结合在一起，浓缩成一整代欧洲人的命运。所以，作家执着地对欧洲命运进行描写，让评委们产生了共鸣。

　　对中国读者来说，阅读莫迪亚诺最大的障碍，是遥远的陌生感。拗口的人名之外，比如作家提到的很多东西中国读者都不熟悉，一系列小物件，比如一个收音机、一个罐头、一张照片等等，这些物品像蒙太奇一样在小说中闪过。凡是经历过的人，一下就有丰富的共鸣，但中国人没有。不过，这些并不妨碍莫迪亚诺的阅读价值，董强说，作家紧紧抓住自己在二战后怎么做一个犹太人，怎么在西方核心的传统社会中做一个犹太人，他把这种命运，以想象力推向极致。他认为，莫迪亚诺就像我们熟悉的一个老歌手，他唱什么都想听他唱，尤其在很多西方人不知道自己价值取向，不知道往哪里走的情况下，莫迪亚诺的小说能给他们心灵上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