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后，林毅夫又不断地在理论和政策的层面完善和深化了他在发展经济学层面的研究。他于2008年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后通过对数十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走访、考察，提出不仅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理论思潮——结构主义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也束缚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导致经济绩效下滑。中国三十多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实践，为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由此林毅夫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发展经济学的重大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梳理和探索，出版了《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身能力》、《中国经济专题》、《解读中国经济》等著作，并于2010年正式亮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旗号，并把它视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四年来林毅夫与他的团队在理论、方法、工具的层面对新结构经济学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我们也有幸在2012年出版了由林毅夫主编的《新结构经济学论文集》，又一次见证了他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作出的新的贡献。新结构经济学产生以来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的广泛重视，有不少的好评，但也不乏质疑和批评，特别是在如何看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论。这是一个新的理论建立之初必然会发生的正常现象，也是一个新的理论得以完善和改进的必要条件。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中国的奇迹》出版20年之际，我们建议林毅夫为这本书的新一版撰写一个长序，向学界和读者介绍一下当时写这本书的背景、主要的理论观点和他的最新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架构、基本内容和政策含义。林毅夫为此撰写了2.5万字的序言，置于新一版《中国的奇迹》卷首。

    我主张对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及其后林毅夫发展起来的新结构经济学给予较高的评价。因为其理论就内部逻辑来说是自洽的；其20年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是相当准确的，当时就预测到，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到2015年左右会赶上美国。其在理论上的贡献在于把早期经济学家关于比较优势贸易战略这一学说推广到发展中国家整个经济结构变化升级的现代化过程，从而初步构造了以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其提出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解释，也有助于我们在政策层面很好地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他认为政府的作用不仅在于“创造给人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也不仅在于在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担当重要角色，还在于在发现、诱导和促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在他提供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分折框架中有很好的分析。

    当然，林毅夫的发展理论——新结构经济学还有待进一步的拓展和完善。从理论上说，一个基于新古典经济学静态比较优势分析逻辑来演绎和处理经济结构演变升级和经济收敛的动态过程，还需要做更多的基础性工作，希望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能有新的突破和成果，这毕竟是中国经济学家最有可能对世界经济学在理论上作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