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根据《中国的奇迹》书中的逻辑，我们认识到计划经济时代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中那些大型企业所在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需要国家保护补贴才能生存。如果按华盛顿共识把所有补贴都取消掉，这些企业会经营不下去而破产。

　　转型中国家一来还认为这些是先进产业，是国家现代化和国防安全的需要，不愿意让其破产；二来，让其普遍破产也会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不稳，政治上不可行。因此，在施行了休克疗法的私有化以后，许多政府还会从后门又引进其他更为隐蔽的保护、补贴。

　　到底是国有时的补贴多，还是私有时补贴多？我们在《中国的奇迹》之后合作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⒄中认为：在国有时，大企业的厂长经理是国家的公务员，企业会拿没有保护补贴不能生存向国家要保护补贴，拿到保护补贴后也可以多吃多用，但不能把拿到的保护补贴直接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那是犯法，顶多只能偷偷地干，抓到会被判刑。私有化后，企业拿到的保护补贴越多，厂长经理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就越多，这是天经地义。因此，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保护补贴的数量也就会更多。

　　上述观点在上世纪90年代时只是理论上的推论。现在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把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实际上，保护补贴比原来还多，所以，腐败、收入分配的恶化和发展绩效的不佳也就不可避免。

　　与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不同的是，我国推行的是双轨、渐进的改革：一方面承认原来的国有大型企业不给予保护补贴就不能生存，继续给予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市场准入和发展。

　　这种务实的转型方式由于对市场干预的保留确实如主流学家所批评的那样，会导致贪污腐败现象的滋生，但依靠对原有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补贴，维持了经济稳定，同时，放开符合比较优势、能够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的准入，使经济快速发展，资本快速积累，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也逐渐符合比较优势，为最终去除保护补贴所遗留的扭曲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现在看来，世界上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中国、越南、柬埔寨、老挝和毛里求斯，推行的都是这种被主流经济学界认为是最糟的转型方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里求斯，2012年人均国民总收入按现价计算达到8770美元，在所有非洲国家中，属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

　　从这本书出版以后的20年的经验事实来看，渐进双轨的改革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是那些试图以休克疗法一次性地从计划经济跳跃到市场经济的国家，不仅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发生在双轨渐进转型国家令人广为诟病的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也存在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些事实面前，两种转型路径的比较孰优孰劣应该是清楚的。

　　为何我们的预测正确?
　　二十年前《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对中国这二十年来经济增长的预测和中国经济实际的表现高度一致，对这二十年来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所出现的问题，和根除问题的思路，也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进程基本吻合。

　　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真实世界所出现的现象，经由这种认识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方案，并根据这种改进预测真实世界未来的发展。为何我们这本书中所形成的理论能够较好地把握中国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改革建议、并预测了未来的发展？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面对中国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时，我们没有简单地对号入座，拿现成的理论作为分析的框架和判断的基础，而是深入了解中国出现的现象背后的形成机制，形成自己的分析和理论框架。

　　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测我们直接抓住现代经济增长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的这一本质，了解到只要中国经济能够维持稳定，并在沿着比较优势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即使中国经济还存在许多体制机制问题，经济仍然能维持高速增长。

　　我们三位作者对转型问题的研究从1988年开始。我们在研究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时认识到，存在于计划经济中的各种对市场的干预、扭曲，不是像主流经济学认识的那样，是外生的，是政府的无知的、错误的认识造成的，而是内生于保护、补贴政府所要优先发展但违反比较优势，而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重工业企业的需要。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有矛盾，重工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无法采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办法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不得不由政府以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和工人工资，以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