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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对谁不服从？政府与国家！何等大的胆量？何等高的指向？不过，用不着担心，梭罗从来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刺儿头”，更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只是在探讨，在思索，而后根据所想所思深入地缜密地写出来。他指出，政府首先是一个多数人接受统治的政治组织，如果少数人不接受这个政治组织的统治，他必须有足够的理由，才能证明他的不接受是公正的行为。对此，梭罗的思考是：“归根到底，权利一旦为人民所有，多数人接受而且长期一直接受统治，实际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极有可能站在公正的一边，也不是因为这样做好像对少数人是最为公正的，而是因为他们在力量上占据了最强大的一方。”这样的立论真是石破天惊，一语中的，因为占据多数的一方，很少有人会从少数人或者个体角度和立场考虑问题；也因为多数人认同的秩序，一般说来就更安定，更加和谐，少数人或者个人的申辩、抗争和不服从往往会认为是大逆不道，给已有的秩序添乱。无论是李世民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还是近代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破旧世界，都仅仅是在强调一个多数人的力量，丝毫没有考虑“权利一旦落到人民手中”，即多数人的手中，少数人的权利应该受到何种尊重。所以，梭罗说：“一个多数人全方位统治的政府，不可能建立在公正之上，哪怕人们理解了公正的内涵。”近代史上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梭罗所说是正确的：“政府本身只是人民选择来执行他们的意志的方式，而人民还来不及通过它行使意志，就被轻而易举地滥用了、误用了。”朝代和政府的更迭，几乎都会打了“人民”的名誉，但是到头来却总是“各个政府都要演示如何成功地对人摆布”。历史证明，受到摆布的多数人，便几乎难有道德可言了。分明是一种错误的口号，只因为合唱般地呼喊，就会一时得逞；分明是一个流行起来的错误，因为扯虎皮拉大旗，却要求最廉洁的道德支持。比如，爱国主义随时都会成为政治家的庇护所，而但凡有人提出一点责备，貌似崇高的人便会站出来，要求更崇高的道德支持。于是，“一千个人中，有九百九十九个道德赞助人，只有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世人丝毫不觉这是咄咄怪事。“在秩序和国民政府的名义下，我们大家最后迫不得已地服从并支持我们自己的卑鄙行为。”“道德一经败坏，好像就可以不要道德了。”

    改朝换代的基础是因为旧秩序的腐败、堕落、失控与混乱，因而安定的局面是众心所归；和平时代有利于发展，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国富民强。致富，永远是人类的一个生活目标。因此，富人“总是主动投靠让他发家致富的制度”，而发财致富的副作用却是“钱财越多，道德越少”。梭罗不是一个仇富的人。他尊重社会财富，赞扬商业活力，讴歌科技力量。但是，一个人富了怎么活？他主张“一个人发财了，为他的文化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想方设法实现那些他贫穷时怀有的志向。”而实际情况却是“共谋无须良心，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有良心之人的共谋，是一种与良心的共谋。法律永远不能让人产生丝毫良心；而且，借助人们对法律尊重的手段，即使那些用意很好的人，也只能每天成为不公正的代理人。”

    梭罗对各级政府执政水准的要求很高，对多数人的正义感和自觉性要求也很高。他认为：“我们应该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臣民。”政府凭借国家机器，把他关进牢房，但是“我天生不畏暴力，我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呼吸。”“我无声地向国家宣战，按照我的方式……尽量利用它，沾它的光。”因为“除非国家开始承认个人是一种更高级的、独立的力量，就不会有真正自由和开明的国家，国家应该从个人的力量获得它自己的力量和权威，并且相应地对待他。”因此他结论说：“为政少的政府才是好政府。”无疑，这里的“为政少”是指横加干涉的“政”，而不是指顺势引导的“政”。

    正是这些看似文弱的主张和行为，深深影响了不抵抗主义的甘地、不主张暴力的托尔斯泰。

    “从绝对君主到有限的君主，从有限的君主到民主，这种进步是一种向尊重个人迈进的进步。”梭罗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