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孤独的心境中读书，特別容易进入书中世界，神游其间，宛若亲历。心境不等于环境。心境当然会受环境的影响，但人有主观能动性，不一定非得唯命是从。结庐在人境是环境，心远地自偏是心境。宝马雕车香满路是环境，众里寻他千百度是心境。佛家说“境由心造”，实有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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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八年前“文化大革命”横空出世，搅得周天寒彻。焚书坑儒，文化扫地以尽。《毛选》以外，古今中外书籍统称“封资修、大洋古”，尽在销禁之列。但我蒙命运眷顾，提前半年掉进了一个避风港：在草木皆兵的贵州“四清”运动中，从省广播电台下放到乌蒙大山中一所民族中学教书，随身带去的百十本书竟得保全。与妻子到县城那天，班车刚走，须在小客店候车一星期。城小如斗，举目无亲，随行的书存放在车站，一日如挨三秋。偶然发现县文化馆有个像模像样的小图书馆，喜出望外，以调动函作抵押，从卡片中选了两本书带到客店消磨时间。一本是法朗士写法国大革命的《诸神渴了》，一本是里德写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选择这两本书，很能反映当时的心态：革命洪波涌起，个人这叶小船正飘向陌生的水域，得有个精神准备。但两本书读完，前途茫茫的恐惧反而更难遏制。尤其是法朗士书中那种直接由市民在街头吆喝定案、当场处决的革命方式，令我毛骨悚然(万想不到几个月后，这种匪夷所思的“大民主”会在我们的国土上重演)。我生长在抗战时期，少年时亲见战乱，成年后屡经政治运动，总是缺少安全感，非常认同“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这句沉痛的古语。《诸神渴了》这个书名深刻心中，后来在“文革”中时时浮现，不寒而栗。中国民谚说“神仙打仗，凡人遭殃”，意思相近，但震撼力不如这四个字。诸神之渴，不是用水而是用血才能消解的。

    调入的这所学校，虽条件简陋些，但头头厚道，同事平和，山民子弟纯朴可爱。于是很快心静下来，视为安身立命之所。不料才教了一个学期，“文革”又平地一声雷。从妹妹来信中想象城市里的红色恐怖，真感到“诸神渴了”的威力。好在这里山高皇帝远，京城的龙卷风刮到这里已成强弩之末。区镇虽也有狂热分子依样画葫芦，毕竟是山寨版，没闹出多大动静就归于沉寂。学校的正常秩序当然荡然无存了，我竟可以蜗伏陋室，整日整周沉溺于“封资修”书世界中，不怕有人监视、告密或直接采取革命行动。架上这百十本书要是留在贵阳，两次抄家全得飞灰烟灭，一本逃不脱；连京剧《白毛女》都被当称“黄色唱片”抄没。而我因特别爱惜而留在家里的《聊斋志异手稿》影印本等书，反倒真的损失了。

    大山里的小镇，夜里除偶尔两声豹吠似的狗叫，别无一点声响，静如太古。就着拭得雪亮的煤油灯读书，活像《聊斋》中那个神入画壁的书生，一一不啻亲见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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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小耽于幻想，喜读说怪道异、气氛神秘的文字，大约是拘谨性情的本能性补偿罢。小时候看西游、封神、蜀山剑侠传，是好玩；长大了读聊斋、阅微草堂、子不语，霍桑、爱伦坡，是枯燥生活的逍遥游。前人有一首“精神会餐”型的长诗就说：“无聊一作非非想，世态便觉翩翩然”。沈三白《浮生六记》记他小时候喜观渺小微物，蹲在花台前面，以丛草为林，虫蚁为兽，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有一天正在看两只虫咬架，“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吓他一大跳，原来是一只癞虼宝。这种缩身神通，我没读他之前早已自学成才了。在乌蒙大山中深不可测的静夜(八点钟就万籁俱寂)里读这类书，当然是事半功倍。不仅恣意纵读，还设置了“神秘想象极致”排行榜。

    一次读朱维基译品《神曲》，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多雷插图版(编注：之后该版本归上海译文出版社)。读到《地狱篇》最末一景，我恐怖得打起寒颤来：

    “‘我来到了那地方(我怀着恐惧写进诗里)，那里幽灵们整个给掩盖在冰里，而且闪闪发光有如玻璃中的斑点。有的横躺着；有的直立着，有的用头立着，有的用脚立着；又有的像一张弓把脸孔弯到脚尖。……悲哀之国的‘皇帝’，从半胸以上都站在冰的外面；我的身材和一个巨人相比，正如巨人们和他的手臂相比：那么请想同这样的一个部分成比例的全身一定是多么大呀。假使他先前美丽到他今日丑恶的程度，而且昂首反对他的‘造物主’，那末无怪一切苦恼都由他发生。当我看到他的头上还有两个脸孔时，这对于我是一个多么大的惊奇！正面的一个脸孔像火一般红；与这相联接的另外两个脸孔是在每个肩膀的中间的上面，而在他的头顶那里连结起来；右边的脸孔是介乎白与黄之间；左边的脸孔看起来是这样的，像是从尼罗河上游那里来的人。每个脸孔下面伸出两张巨大的翅膀，尺寸正和这样的一只鸟相称：我没有看到过海帆有如此阔大。翅膀上没有羽毛；但形式和蝙蝠的相彷：他正在扑击翅膀，所以三阵风从他那里吹出。因此科赛忒斯全部冻结了；他用六只眼睛哭泣，眼泪和血沫顺着三个下巴涌流而下。在每只嘴里他用牙齿咀嚼一个罪人，像马嚼着马衔铁一样；他就这样使三个罪人受到酷刑。对于前面的一个，与撕裂比起来时咬嚼是不算什么：因为有时他的背部的皮差不多完全撕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