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对我们中国的记者来说，算是偶像级的人物。他工作很自由，稿费又非常高。二十一世纪初，他给《纽约客》写稿，一个字稿费是一到两美元，相当于写一个字就可以吃一碗面，写一句话就可以吃一个大餐，写一个自然段，一周的生活就差不多有着落了，他一年写上两三篇就不愁了。何伟是一个很爱旅行的人，《奇石》里写他经常徒步长城。《寻路中国》也是他在长城脚下的村庄住了相当长的时间，开他租来的车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游弋。多年之后，他仍然热爱土地，热爱他见到的每个人，也热爱写作本身，这在中国的媒体人中很难见到，也是我们非常羡慕甚至有一点仰望他的地方。

    很多记者抱怨为什么不能有何伟那样的机会，我也可以像何伟开辆车到处逛一逛、找几个人聊一下。不是这样的。何伟所写的稿件放在中国的媒体上99%是会被毙掉的。比如说何伟写《野味》，一个人去了一个饭馆，坐那吃，跟餐馆服务员聊。何伟的高明在于把一个在我们看来毫无价值的题材写出了趣味。但是中国记者如果说要写这样一个题材，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不值得一写。

    因为中国当下新闻的环境和美国的环境有极大的区别。美国有一个时代叫做“扒粪时代”，中国现在就处于“扒粪时代”。今天最重要的是把猛料爆出来，至于你用什么文学性的手法包装它，那是第二位的。美国经过了“扒粪时代”，又经过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所谓的客观新闻主义的时代——讲究绝对的客观，平衡报道，记者在稿件中不能有自己的倾向性。五六十年代美国兴起了新新闻主义的新闻理论，认为所谓的纯客观只是一种伪客观。因为你去选材的时候，已经有了你的主观倾向性。新新闻主义是在新闻事实之上告诉读者我的观点是什么。应这种新新闻主义理论而生的就是非虚构写作，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美国涌现了大量写普通人生活的稿件。比如普利策特稿里有一篇完全用文学化的方式来描述一个大脑手术。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有大量刺激性的、千奇百怪的社会现象出现，我们只会看到猛料，来不及把它写好。可能过了这个转型期，中国走向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康庄大道，那时没有那么多刺激的题材，就会重视怎么把一个普通题材写出趣味、写出情趣，在简单的交谈中也能够感受到深意，那时候中国媒体才可能出现像何伟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