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3年的努力，皇皇24卷2000万字的《竺可桢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终于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科学家著作出版工程。日前，在北京举办的《全集》出版研讨会上，来自科学界、教育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聚集一堂，研讨《全集》的学术价值和在当前如何弘扬竺可桢先生的“求是”精神。
    十三年磨一剑
    作为上世纪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一代宗师。
    对这样一位令人敬佩和值得铭记的前辈和先师，科学界、出版界很早就有人建议为竺可桢出版文集。196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聂荣臻就提出：“像竺可桢这样的科学家应该给他出个文集。”
    为了全面反映竺可桢的学术成就和人文精神，2000年3月，为纪念竺可桢诞辰110周年，在施雅风、叶笃正、陈述彭、孙鸿烈等十余位院士和老科学家集体倡议的鼓舞之下，中国科学院于2001年年初成立了《全集》编辑委员会，宣告了这一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科学家著作出版工程正式启动。
    “历经13载，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虽三易社领导，却始终秉承‘求全’‘存真’的宗旨，坚持十余年如一日，兢兢业业、锲而不舍，终于不负众望，把一部24卷、2000万字的巨著呈现在世人面前。”《全集》编委会主任路甬祥回忆起13年前《全集》编纂之初，依然记忆犹新。
    “出版社十分重视这项浩大的出版工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社长张莉琴记得，原社长翁经义亲自抓组织、协调，原总编辑潘涛抓落实，调集了社内精兵强将积极配合编纂组的工作。“历时整整13年，大家不畏艰辛，义无反顾，坚持不懈，终于将当初计划的20卷，最终增加到24卷，高质量地完成了出版工作。”张莉琴说。
    树立精神丰碑
    深绿色封套，标准16开本，书名“竺可桢”3个字系竺老当年题写“求是精神”时留下的墨宝。
    《全集》分两大部分，一是各类文稿和信函等，二是日记。其内涵和出版意义非同一般，比许多科学家的文集要丰富和重要得多。在《全集》中，日记占的比重较大，在全24卷中有16卷之多，刊有竺可桢保存至今的1936年～1974年共38年的足本日记，达1300多万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何鸣鸿说，《全集》作为一套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全集，既涵盖了竺老一生中重要的文稿和信函，同时也囊入了竺老极为珍贵的手迹和撮影，在更为系统和全面地反映了竺老的学术成就和人文精神的同时，也梳理和构建起一个珍贵的思想宝库以供后来人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
    “《全集》的出版有助于我们认真地回顾、总结、梳理和研究科学的成果和过往的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认为，在数字化、信息化的阅读语境中，手捧《全集》，不仅沐浴着书香，还透过日记、书信中的“私房话”完成一次与历史老人的深情凝视。“这份精神的高度是许多功利与工具性叙事所无法企及的，这份纯粹且厚实的科学精神与文化积淀也是任何碎片化的阅读与写作所无法获得的。”
    出版史上壮举
    “这座‘精神大厦’的落成，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一大幸事，也是当代出版史的一大壮举。”在陈昕看来，这项历时长久的“马拉松”出版工程，穿越了3个出版5年规划，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也历经了三任社长的更替，考验的是编纂者与出版者的定力与耐力。“从中，我们这一代出版人再一次续接了上海出版界追求高雅、铸造丰碑的宏大气象与传统气脉，我们为之骄傲。”
    “精品图书打造的是出版社形象，提升的是出版社的社会影响力。”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司长吴尚之认为，《全集》就是一套社会影响重大、品质优良的学术出版物。它的出版将进一步提升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形象。“我们要学习竺可桢毕生倡导的‘求是’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学习他‘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治学态度，在实际工作中不骄不躁，循序渐进，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多出好书，为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作出贡献。”
    清华大学教授刘兵认为，从出版角度看，放眼国际视野，像《全集》这样如此大规模的出版工程也属罕见，如《尼尔斯·玻尔集》出了12卷，《爱因斯坦文集》出了9卷，而《全集》有24卷。从学术研究来看，《全集》学术价值的稳定性非常高，绝不仅限于竺可桢研究，是超出科学之外的，延伸至整个文化领域，尤其是历史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