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热衷也最善于自我书写的人物，他们是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同时也是那段历史的第一记录者和首要研究者，后人对戊戌变法的认识受到他们的限制毫不足奇。想要突破康梁的宏观论述，就应当从历史细节入手，而要摆脱思想史取径的限制，就要考究政治史中的复杂纠葛。能够承担这两项任务的最佳史料，只能是档案。

    康梁所描述的戊戌维新史是系统的、脉络化了的，而张之洞档案中体现出的戊戌维新史则呈史料的原始面貌，是零散的。综观茅海建关于戊戌维新史的研究，《从甲午到戊戌》为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做笺注，正面回应康梁所叙述的维新史事，《戊戌变法史事考》两册以清宫档案考订戊戌变法若干事件的细节，多从政治中枢的角度俯视戊戌维新，而《戊戌变法的另面》的考证集中于张之洞一系的视角，又是从一个侧面观察。几本书积累下来，已经改变了学界对于戊戌维新史的许多认识。

    细节很重要，但它的重要性应该体现在能够改变我们较为宏观的看法上。作者在他的著作中不厌其烦地抄录档案，同时更大量的、不大能影响历史面貌的档案被屏挡在书外了。对于专业读者来说，自然应当感谢作者提供许多不易见到的材料，提示了许多原本被忽视的线索，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仍不免会有向若之叹。

    一方面是体例的关系，一方面由于研究的更新，我们有时会在这几本书中看到材料的重出和互见。这固然让我们体谅到作者著述的苦心，但有时也会感觉，历史的一些关节处已经到了可以互相勾连、彼此佐证的地步，关于戊戌维新的新的叙事和解释框架呼之欲出。

    打碎旧框架不等于不需要框架，推翻旧解释才更加需要新解读。由于黄彰健、孔祥吉、茅海建等一批学者的不懈努力，戊戌维新史已经渐次摆脱了梁启超所构建起的思想史色彩过于浓厚的叙事，许多材料被发现，许多档案被解读，许多细节被重构，读者应该可以提出重写一部戊戌维新史的要求了。

    思入微茫，须从繁琐具体的历史细节入手。古人说极高明而道中庸，但往往是道中庸方能悟高明，越接触到前人生活的实际，越能体会历史的广阔深幽。期待如茅海建教授一样的研究者们，能取道这些繁琐无趣的档案，在对事实予以精细考证的基础上，提出他们关于近代维新运动的高明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