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冬：读者永远不会错，不会误读，读给了我们一个理解并定位她的途径，但我们知道，她并不完全如我们所读的那样。诗人向着神而不是读者“自白”，读者更像希腊悲剧中的合唱队，他们倾听、应和、哀叹，有时以神的名义。诗人所告解的“罪”属于每个人，却又不属于任何人，她有时因发现这个罪而骄傲，有时因它而负疚——她独自感到了它，这个波动的语言化促成了诗的告白。可以说，阅读就是一场共谋，很难想象没有读者的普拉斯，她也因此能创造“事件”。

    以反讽方式看普拉斯

    《文化广场》：普拉斯觉得原始的情感反映背后必须有一种理性的规范，你能感受她诗歌中的理性和规范吗？

    冯冬：休斯在诗集序言中提到，普拉斯的写作依赖于一个内在象征与意象的超压力系统。在翻译中，我透过绵延、跌宕、喘息的诗句瞥见一个不变的沉默的布景，一片空茫的夜晚一样的东西，吸引着她。也许难以称之为“理性”或“规范”，它更像《边缘》一诗中的“希腊必然性的幻觉”，也就是她一直与之斗争的那个内在于整个西方诗学的表象系统，诗歌的“前定和谐”——借用莱布尼兹的一个说法。普拉斯早期的很多作品遵循着精确与形式，这奠定了她。

    《文化广场》：普拉斯说“一切东西都可以入诗，但是我不能把牙刷写进诗里。”但她可以把更自我更封闭更私密的情感体验写进诗里，为什么牙刷不行？你怎么理解牙刷的象征意味？

    冯冬：你如果牺牲了牙刷，你就牺牲了诗歌可能性的很大一部分。有时我们要以反讽的方式看待普拉斯的话语。

    他俩是师徒，爱人和敌人

    《文化广场》：她在死后19年靠她丈夫为她编选的诗集获普利策诗歌奖，你如何评价她的丈夫？是她的知己还是罪人？

    冯冬：特德·休斯与西尔维娅·普拉斯常在一起切磋诗艺、修改诗稿，休斯亲眼看着她成长为一名风格特异的诗人，亲眼看着她走向语言与体验的极限。他俩是师徒，伙伴，爱人，对手，敌人，还有比这更有“诗意”的吗？

    《文化广场》：在文学弱势的背景下，你认为出版普拉斯诗歌全集在当下有什么意义？

    冯冬：文学与其他观念的机器一样，从来都不是弱势的，或者说，它以不可见的方式实施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个迟来的全集，当我们已读过太多的诗，它的意义——对于写作，对于生活的影响——也许只有在未来才能显现。迟来的东西会永远迟。普拉斯所打开的诗歌的暗意识之门，在她之后，需要更大的力气才能再次被推开，或者，被彻底遗忘，只留下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