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前，中国史学领先西方史学，为彰明较著之事实。中国自远古时代起，设立及时记载天下事之史官，数千年不绝，世界万国，无此制度；中国史官记事，至魏晋以后，兼及修史，浩瀚史料，编纂成籍，中国翔实之正史，遂破世界史学之纪录；中国史学，特色为精细、详赡、博大，与西方史学比较之后，益见凸显；人类之文明史，亦待中国史学理论之发挥而创写。凡此，皆中国史学之世界价值，极值珍视。
    19世纪以后，西方史学进入黄金时期(the golden age ofhistoriography)。历史所涉及之范围，已扩展至社会、经济、心理与文化。史学家已不再只写王朝、战争、条约与宗教。出色之大史学家如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麦考莱(Lord Macaulay，1800—1859)、米其勒(Jules Michelet，1798—1874)、柏克曼(Francis．Parkman，1823—1893)、孟荪(Theodor von Mommsen，1817—1903)等，不再是记录者(chroniclers)、编年者(genealogists)与说故事者(stoiy-tellers)。所写成之新史，触及人类经验之多样性与复杂性。环顾寰宇，未有类此崭新之历史。加以竞新斗奇之史学方法，亦于此时出现。尼博儿(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兰克所创以语言文字批评史料之方法，掀起史学革命，量化方法、心理分析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方法，随之群出并作，如飙风骤起，西方史学，于是风靡天下，举世史学，皆俯首于其下，未有能与相颉颃者。
    19世纪以后，西方史学极盛，中国史学则趋于衰微，博洽精醇之历史巨著不再现。寝假至西方史学东来，攻击与贬抑中国史学之声浪四起。两千余年之中国史学，于是遭遇空前未有之大变局。史学存亡，决于旦夕，有识之士，如梁启超、张荫麟、陈寅恪之议论，遂为中国新史学之指南，有待发挥而评论焉。
    梁启超为晚清言论界之骄子，学术界与政治界最活跃之人物。深爱中国史学，亦猛烈攻击中国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为其对中国史学之无情攻击。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辗转接受德、法班汉穆(Ernest Bernheim，1854—1937)、朗格诺瓦(Charles V. Langlois，1863—1929)与瑟诺博司(CharlesSeignobos，1854—1942)之史学方法，而以优美明快之文笔畅述。谓史料为“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分史料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文字的史料”与“在文字记录以外”之史料；论及史迹之论次，画出“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此皆石破天惊之史学见解，梁氏果能如此自创耶？稽之班汉穆、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三氏之说，梁氏之新说，泰半非出之于个人。惟梁氏以宽阔之胸襟，于所热爱之中国史学之外，广纳异趣之西方史学，此为大史家之风范，亦输入西方史学之第一功臣也。
    张荫麟幼承父教，熟读经史古文辞。1929年以公费赴美留学，攻读哲学与社会学。回国后任教清华大学，专治史学，着手撰写《中国史纲》一书。以哲学与社会学为基础，以写中国五千年历史者，张氏似为第一人。彼于《中国史纲·初版自序》提出其所悬鹄的云：
    (1)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献的载录，亦力求节省；
    (2)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
    (3)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容并详。
    自此可见张氏史学之精湛，及其所受西方史学写史方式之影响。以致其书最为近人所盛赞者，为其融化原始史料，以近代新文体写出，而优美委婉。此为新中国通史成功之条件之一。惜张氏多病，英年早逝，其书仅写至东汉初年，令人扼腕！
    以《中国史纲》与其所引用之原文相比较，其新写者，文字与意境皆不能企及于原文。此为此类新史之致命创伤。英年史学家之成就，古今中外，皆有限制，此为莫可如何者也。
    陈寅恪出身名门，家学渊源，国学基础深厚。1909年至1925年十余年间，游学欧美，厕身美国哈佛大学、法国巴黎大学与德国柏林大学，研究不辍。其研究以语言文字为重点，借以研究历史。据云彼能运用十余种以上之外国语言文字，此为前无古人者。如此治史，显系受当时德国极为盛行之兰克语文考证学派(即为以语言文字批评史料之学派)之影响。陈氏归国后，讲学清华大学，将所吸收之西方史学，与中国乾嘉时代之历史考证学相融合，于是其新史学出。所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代表性之作品。其论及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明显受西方之影响。然不露模仿痕迹，自然呈现，此为真能贯通中西史学者。“寅恪生平好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盖为陈氏真切之自述。兼重中学与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陈氏治学之基本态度如此。
    陈氏中年以后，双目失明，仍继续著述。又身处惊涛骇浪之中，而卓然独立，不失操守。较之冯友兰之辈，宁能同日而语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