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汪丁丁认为未来中国可能会有这样的两条发展道路“演化”进程：一种是依靠“世界市场”的帮助，未来几十年“民权”问题会提上社会选择的日程表。政治改革的主旨，至少在未来几十年里，应对官僚垄断利益集团加以限制——首先通过“均权”即权力的分立与抗衡；另一种演化路线，是推行“政治民主化”，通过极大地强化“民权”来压制官僚垄断利益集团。但是，这一路线要求人民有足够强烈的公民意识，要求精英及强势群体足够地自我节制，还要求有一批政治影响力足够大的“中介”得以维系社会稳定性。“中国人面对的基本问题，在社会生活领域里表现为正义问题。可是中国社会正义问题的求解，关键在于能否节制已发展到无法节制的官僚垄断利益集团。此时，借助于"民权"的扩张，是有成功希望的一条政治路线。”

　　谈到具体的“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汪丁丁认为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之分。这也是他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据他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显著的变动，可表述为适合市场经济的“小世界”网络结构的扩展过程。与此相伴随的，是机会、财富和权力在人群中的“幂律”分布，从而引发普遍的正义诉求——首先表现为对“公平”的迫切需求，这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初级形式”。在精神生活不发达阶段，大众在社会生活维度上的正义诉求还不能转化为精神生活维度上的自我满足。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平面之内满足正义诉求的基本途径，是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方向是消除或缓解权力的幂律分布，从而要求生活世界的网络结构从效率主导演变为情感主导。物质生活的效率原则与情感生活的心性原则之间的冲突，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高级形式”。

　　汪丁丁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着的许多困扰可依照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个维度排列。最初的困扰来自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匮乏，所以那时多数中国人赞成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稍后发生的普遍困扰，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出现的“为富不仁”和“官商勾结”，以及如影随形的权力腐败。再后来的困扰，是精神生活的迅速贫困化或腐败。最后，也就是现在，来自三个维度的各种困惑演变为全民的焦虑。不论何时何地，内源式社会总体危机的核心议题似乎永远是“正义”（“to each his due”意思是“给每一个人应得的”）——在这一观念最原初的意义上。

　　研究表明，常见的社会网络结构可有三类，分别对应于人类在洞穴时代的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平均距离很大，熟人之间团聚性很高），在完全互联时代的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平均距离很小，熟人之间团聚性很低），和介于这两种结构之间的所谓“小世界”社会结构。仿真研究表明，最有利于传播合作信誉的，是小世界网络。就中国的情形而言，汪丁丁发现，文化权力的网络结构，极不健康地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网络结构趋同，表现为强烈的科层化倾向。

　　而一个社会，如果各种权力网络都以科层化的方式扩展，就会表现出强烈的官僚化倾向，最高层次的企业之间形成寡头垄断，很容易长期维持资源和利润的幂律分布，将严重抑制企业家才能。

　　因此，为了达致正义，政治民主是必经之路，但民主并不能仅建立在私人利益的基础上，需要超越个人偏狭口味的公共理性作为支撑；东方的思想传统，并不缺乏支撑这种公共理性的实践智慧。所以，中国的转型，在文化层面上，需要“中西文化之有生命的融合”；在集体行动层面上，需要“探寻可以达成共识的公共政策及其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