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当美国设立驻华联络处后，我出任办事处政治部主任，我们的工作是努力推动双方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等交流。其间，我们接待了几批美国代表团，包括美国奥运会游泳队、费城管弦乐队，该乐队是1949年以来首个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的乐团。

　　《中国社会科学报》：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对美国外交都有着重大影响，您曾和他们共事，请谈谈您对他俩的评价。

　　卜励德：两位都是出色、聪明的人物，我对他俩的评价都非常高。一开始，我和基辛格接触得不多，一直到被指派准备总统中国之旅的行程，才有机会了解基辛格。他极聪明，是一位十分出众的外交家，每次考虑政策也都会从战略的大背景分析和部署。毛泽东和尼克松有很好的判断力，也有决定的权力，但他们不会去处理具体的细节和运作，幸运的是，他们俩都有很能干的执行人——周恩来和基辛格。周恩来和基辛格都是既有很强工作能力，又有出色个人魅力的人物。

　　尼克松总统下台后，基辛格继续让美国外交沿着大的战略部署走下去，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美国外交的引擎。但基辛格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有的人对他赞赏有佳，而有的人则对他讨厌至极。

　　布热津斯基是不同类型的人。他对世界局势看得清楚透彻，并能很好地表达出来。相比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并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对概念和局势把握得很好，但从未有具体操纵运作的机会。

　　我和布热津斯基一起工作过。当时我作为白宫和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给布热津斯基当助手。那些日子我一直忐忑不安，因为当时他的关注点在中东等地区，而我则对日本、澳大利亚、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更了解。刚开始给他准备材料时，还期望他对我准备的简报有所评论，但他每次接过，只是随便翻阅一下，然后放在一边，什么都不说。我意识到，我最好是做好了，因为他是属于不会说好或不好的老板。

    3 人与人的关系最可靠 商贸文化交流最活跃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谈谈您在中国工作以及与中国人交往的感受。

　　卜励德：多年经历让我日益相信，人与人的接触最利于双方建立真实、可靠、扎实的关系。早在台湾学习中文期间，我就注意到当地人对西方人充满了好奇，后来在香港、北京以及中国的其他城市，我都深深感受到了这种好奇。他们渴望了解、渴望交流、渴望接触外界。

　　我也渴望与中国人进行近距离接触。当年在北京时，我们被隔离开来，不允许与当地百姓交谈和接触。一开始，我试着邀请他们一起野餐等，但这行不通。后来，我尝试着骑自行车逛北京，结果获得了意外惊喜。我骑车可以随时停下来和路人打招呼，而这似乎一下子拉近了和当地百姓的距离，他们对自行车上的“老外”似乎放松很多，也愿意交谈。

　　1973年和1974年在联络处工作期间，我们接待各种美国代表团，并带他们在中国不同城市进行参观、访问活动。我也借此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这让我有机会领略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饮食、文化传统等，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亚洲协会是美国在亚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非政府机构，在您任主席期间，工作侧重点是什么？

　　卜励德：当时，美中关系出现波折，许多民间联系也因此断开，要重建双边往来，需要做大量工作，这是亚洲协会工作的重点。我相信，双边关系也好，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往来也好，最基本的纽带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且从我组织的各种活动和会议来看，商贸和文化活动最具活力、最引人注目 。为此，我组织了一系列太平洋商贸会议，邀请了亚洲事务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出席；我还组织了“丝绸之路”等一系列中亚活动，这在纽约曼哈顿引起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商人对建立与中国的商务往来兴趣尤浓，因此亚洲协会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地组织了多场美中商贸会议，不仅深受美国商人的欢迎，还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美国飞机制造业、农产品、轻工纺织业、文化产业的行业领军人物也不远万里来中国参加会议，商讨合作事宜。我们还在中国组织了一些展览，例如洛克菲勒艺术收藏展，也收到了很好的反响。这些活动深入到了个人层面，也很好地推动了两国各界的交流与沟通，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与认识。

　　4 美国“重返亚洲”提法具有误导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美关系今后将往哪里走？对“重返亚洲”、“指向亚洲”等提法，您怎么看？

　　卜励德：这么多年来，美中关系千丝万缕、日益密切，我的一生也成为了美中关系的一部分。的确，美国不同政府对亚洲的外交政策有所不同，布什政府时期更偏重中东，如今奥巴马政府又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亚洲。但是，从贸易、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看，美国从未离开过亚洲。当初希拉里“重返亚洲”的这个提法，很具误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