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需要读者注意的是，作者在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多处激烈的批评，但那都针对的是当时欧洲和苏联的各种社会主义和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实践。尤其在“二战”期间，这些“主义”之间的“肉搏”的确给全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作者作为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对此作言辞过激的批评不难理解。不过对60多年后的中国读者而言，对这些“主义”的理解，在中年以上的读者与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年读者之间已经大异其趣。尤其在电子网络信息时代，社会各界联系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实践，对各种意识形态、各种主义的讨论和争论更已是家常便饭。我相信本书读者的判断力不会为书中的这些批评所迷乱，当然也不会完全同意作者所持的所有观点。因此，本译最大限度的保留了作者的这些讨论和批评，以保持这本名著的原貌和对作者的尊重。
    我还是应该感谢前面提到的那位朋友，是他使我和米塞斯先生和这本书结下了善缘，而且我相信他为本译的编辑和出版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我要感谢慷慨赐序的杨春学、左大培先生（据朋友说，当时还是大培先生向他推荐我作为译者的）；我还要感谢世纪文景的姚映然女士和编辑袁晓琳女士，是她们热情和细致的工作使本译得到了新生。此外，我还要把我的谢意送给当时在《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工作的王京燕女士，在十年前个人电脑还不普及的情况下，是她很辛苦地将我的手写稿录为电子版。当然，我更要衷心感谢翘首期盼本译的广大新老朋友，是他们的共同守候，才有本译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