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一个地道的瑞典人。他最为知名的头衔当数“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以及“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上周，88岁的马悦然先生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复旦大学和上海中学举行三场讲座，题为:“巨大的谜语——与马悦然一起谈诗论译”。

    在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新书发布会上，马悦然先生身着浅灰色对襟棉质唐装，身边的夫人陈文芬穿着白地青花纹样的上衣，搭配都很“中国”。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之一，对马悦然的采访当中，“莫言”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莫言对自然界的兴趣：分析能吃和不能吃的东西

    马悦然回忆，他第一次跟莫言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当时，马悦然在中文大学当客座教授。一天，莫言来到香港，和马悦然谈了几个小时后，第二天急匆匆回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要参加“分房子”，当时马悦然还不知“分房子”是怎么一回事，只觉奇怪。后来，听说莫言房子还是没有分到。

    两人第二次见面是在台北。莫言跟其他几位中国大陆作家如苏童、余华等在台北待了几天。有一天晚上，其他人出去看热闹，莫言不想去，就和马悦然在饭店里边喝威士忌边聊天。虽然马悦然和莫言没有多少机会见面，但经常保持通信。

    马悦然认为，莫言和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有一个相同之处——对自然界非常感兴趣。特朗斯特罗姆住在海岛上，那里小动物很多，他就找那些小动物，用一种科学方法研究昆虫学。莫言对自然界的兴趣是则表现在另一方面，他分析的是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东西，因为他经历过“大跃进”，那几年里肚子总是很饿，所以他主要的兴趣就是找到能够吃的东西。

    他说，莫言可能是中国当代作家中作品译成外语数量最多的一位，所以，莫言的著作有助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他引用瑞典学院前任常务秘书的一句话，“世界文学就是翻译”，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

    爱读林语堂，还会说四川话

    马悦然曾在《想念林语堂先生》一文中详细描述过自己是如何开始和宏大的汉语世界结下因缘的：

    20岁服完兵役后，他在瑞典攻读拉丁文和希腊文。1946年春，他偶然读到林语堂《生活的艺术》。那本书第五章里谈到庄子和老子的哲学，这让马悦然非常感兴趣。“我一读完了那章，就到图书馆去借《道德经》的英文、德文和法文译本，我看了这三种译文之后非常惊讶：它们差别那么大，怎会出自一个共同的本子呢？”

    马悦然鼓起勇气去拜访那时瑞典远东博物馆的馆长高本汉，问他，《道德经》哪一种译文最可靠？高本汉认为都不行，“只有我自己的译文是可靠的，还没有发表，我愿意把稿子借给你看。”1946年8月马悦然搬到了斯德哥尔摩，开始跟高本汉学中文。第一种课本是《左传》，第二种课本则是《庄子》。

    1949年，马悦然获得了美国奖学金来中国调查四川方言，还在峨眉山报国寺住过大半年，学会了四川话。

    我的心在先秦

    有记者问他，能否推荐一本能够打动女性的书？马悦然微笑道，沈复的《浮生六记》就适合浪漫的女性阅读。

    作为一位国外汉学家，马悦然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感情，却很可能比不少中国人都深。

    2006年，他在美国和诗人欧阳江河对谈当中,就认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学生读古代汉语太少了。他建议，“应该由一个非常好的人选来编一部教科书，从先秦文学最重要的作品，像《左传》、《诗经》、《庄子》，到汉朝、南北朝、唐宋的优秀作品。左边是古文，右边是译得很好的现代文。”

    “我的心在先秦。我有空就会看看《左传》。《左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有一次生病的时候，他“痛得厉害，不能站、不能坐、不能躺。我就弄一个摇椅，一开始痛，就拿《庄子·秋水篇》读，就减轻一些。看来《庄子》具有治疗效果。”

    马悦然曾出版过一本中文散文集《另一种乡愁》。也许，中国文学对于他，是一剂良药，可以慰藉他对于汉语世界的乡愁和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