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去世有点不是时候：10月1日，中国人还在节日的喜庆中，这位在中国算是名声如雷贯耳的历史学家的离世，似乎不足以唤回欢天喜地的国人心中的哀伤。结果，对中国人来说，霍布斯鲍姆完全就是悄然而去。媒体有些短消息。一周的长假过后，人们才开始感觉到要对这位“左派”历史学家说点什么。说的，多也是一些与中国国情紧密联系的话儿：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自然对终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霍布斯鲍姆，有些惺惺相惜的不舍感。于是，人们很容易将霍布斯鲍姆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符号供奉起来，好像咱们中国失去了一位李约瑟似的英国政治知音。

　　必须在这种政治符号化的定势之外认识霍布斯鲍姆。否则这位人称伟大的历史学家就会被国人严重误读。这当然得在他起伏跌宕的人生历程的传奇性叙述之外，勾画潜蛰着的思想变迁，才能实现初衷。

    历史学家的符号化信仰

　　霍布斯鲍姆是一位明确声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从历史绵延的角度看，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仅起源于灾难深重的时代，坚持于反共的时代颠踬之中，而且在“历史的终结”之后依然不曾改变。这是一种何等坚定的信仰。从他自己的信仰自述来看，他自认终生没有改变过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一直坚信它提供了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而从实践自己的信仰来看，他自始至终对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怀抱好感，并自认对今天尚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种抑制不住的亲切感。为此，他不仅前往一些“左倾”的国家访问、鼓劲，而且撰写了相关的专门著作（比如《怎样改变世界：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故事》以及《马克思主义史》）。他是整个20世纪少见的、执着的左派学者。

　　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此具有明确的象征性。但这一信仰，显然存在复杂化解读的必要。对一位历史学家而言，霍布斯鲍姆处在一个崇尚价值中立的学术大时代。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历史理念，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学界的普遍信念。一个历史学家公开声称自己的价值偏好，并且顽强地维持终生，这是与历史学的时代学术氛围极不相衬的。但霍布斯鲍姆确实就在价值中立的学术氛围中，以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自己从事历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这是一种何其悖谬的选择。难道他仅仅是用历史学来验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吗？或者是以历史学的面目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预言？从霍布斯鲍姆的学术著作与人生实践来看，事情并非如此。他扬名立万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极端的年代（1914-1991）》）愈是往后着墨，就愈是疏离了那种为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所展示的共产主义现实图景，甚至在《极端的年代》中刻薄地讥讽让数百万人丧生的苏联政权早就该寿终正寝了。可见，他并不是一位机械信守现实版的社会主义教条的人士。

    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呈现出的社会主义亲和感，明显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对于一位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研究从业者而言，无论他心怀怎么样的政治价值信仰，他也得尊重历史学的起码理性。他绝对不愿逾越历史理性的界限，随意地将政治价值信仰作为组合历史事件的先决条件。终其一生，霍布斯鲍姆坚守的理性原则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对于一位偏好研究底层状况的历史学者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虽然给了他研究“被压迫、被剥削”阶层的精神动力，但他对反叛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劳工阶层的研究，充满着历史的好奇。他没有被信仰完全主宰，掉进无视历史真实的陷阱。他撰写底层主题的著作时，激情总是在主导着价值。这使他的激情跃动成为刺激人们阅读其作品的诱惑力。而对于一位曾经活跃的政治行动者而言，信仰是他不满现实的结果，但实践信仰的热情则受制于观察历史的专业视角的约束。这使得霍布斯鲍姆成为书斋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内心深藏信仰的纯粹性，但行动上不能不循规蹈矩。这是他以学者获得历史定位的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