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元宵节，文艺界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联欢晚会，周恩来总理也来参加联欢，并在会上作了关怀文艺家的重要讲话。当时我是新华社采访文艺的记者，当即写了一条短新闻，摘录了周总理的一段讲话，没有请总理审阅就送回新华社发稿。夜班社长指示：“必须总理亲阅。”我立即回到会场，找到总理，老老实实地接受批评。总理接过我的稿子后，将我摘录他的讲话全部删掉，只留下一句：“周总理出席了联欢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可能因为我当时不懂报道国家领导人活动的规定，总理把稿件退给我时问道：“你干了几年记者？”听我说“干了十年”，他便亲切地教导我说：“记者要勤学、勤业、勤交友啊！”他没有来得及详说，就被一位名演员请去跳舞了。从此我就以“勤学、勤业、勤交友”为座右铭，受益匪浅。李霞芳就是我上世纪70年代去上海采访时结交的一位令我敬佩的老朋友。她一生慈爱为怀，酷爱文艺，所作所为，都是为大上海增添人文精神、艺术色彩和传播社会良知。
    由文艺发难的“文革”十年动乱结束后，百废待兴，毕业于戏曲学校的李霞芳所在评弹团解散，她被分到区体委工作。我是在新华社上海分社一位记者家中，第一次见到霞芳，留下的印象：只是一个年轻的贤妻良母；她热情地告诉我，她羡慕朱逢博的歌喉。而我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过介绍朱逢博歌唱艺术的文章，这可能就是我们几十年君子之交的链接。光阴如流星赶月，社会如递嬗繁多，人民的生活也都在不断地变化。霞芳的变化是不再局限于构筑温馨的家庭，而是扩大视野，接触社会。她充分利用业余时间找名师学声乐，为舞台演出再度进上海戏剧学院深造。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她以难能可贵的事业心、开拓进取的现代意识和顽强拼搏的精神，白手起家创建了上海第一个市场经济型文艺团体“蜂花轻音乐团”。她年年率团为孤老、孤儿、残疾人、临终关怀医院病人慰问演出，组织赈灾义演等，她的演唱艺术也与日俱进。
    90年代我去上海，惊悉霞芳遭遇的家庭悲剧。她的爱女，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在上海晚报当记者，亭亭玉立，风华正茂，工作了两年，不幸得重病去世。她丈夫在家中养着五只可爱的小猫，唯恐饿了病了；却未去医院看望过一次女儿，最后还带着五只小猫移住新居去了。霞芳为失去爱女痛断肝肠，叹自己二十多年来衣食住行辛苦服务构筑的温馨家庭，也被丈夫的失智行为破坏而悲伤。她大病一场后，很痛快地办了离婚手续，果断地从痛苦中站起来抹干泪水，因爱女及孤而决定创办民办孤儿院，救助残疾儿童。在善良的干部支持、帮助下，借用地区停业的托儿所旧楼房，改造、装修成新孤儿院。她从政府办的福利院中，亲自挑选了十男十女双残(体残智残)孤儿(如先天心脏病、没有睾丸、手指畸形、口腔腭裂、半身不遂、唇缺、聋哑等等)，正式成立了上海第一家领有执照的民办“霞芳孤儿院”。从此，二十个残疾孤儿有了一位爱护他们的“漂亮妈妈”，带他们去治病、学习、游玩；失去女儿的霞芳则又有了二十个围着她叫“妈妈”的儿女。霞芳带我参观她的民办孤儿院时，病已治好或减轻以及其他能活动的孤儿，争先恐后地跑到霞芳面前叫“妈妈”，有的是爬到霞芳脚下要“妈妈抱”。霞芳亲切地抱着他们，一个一个地亲着他们的小面孔。我站在旁边被他们的真情所感动而泪眼漾漾。想起《孟子》的古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的人文精神，又开始在上海市民中发扬。霞芳获得了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十佳好事”称号的奖励。
    霞芳创办的民办孤儿院成立后，她曾在上海广播电视大厦演出三场独唱音乐会，接着举行全国巡回演出，为孤儿筹集生活费、医药治疗费、入学费。霞芳认真地计算着每个孤儿长到16岁后能自立生活所需的经费，并为之未雨绸缪。在一场音乐会上，有多家大报和电视台，当场表示各捐赠15万元，支持霞芳的义举。不料晴空一声雷，平地波澜起，不是霞芳命途多舛，而是某些人见钱眼红。由于社会各界都有人献爱心为孤儿捐款，霞芳院长的廉洁遭到怀疑，民办孤儿院的账目被查，同时还有小人物放风：“政府可能会关押李霞芳”。霞芳光明磊落，用自己积蓄的几万元开办孤儿院，举办自己的独唱音乐会，演唱收入都是用于改善孤儿的生活、改变他们的命运，何罪之有？她大大方方交出账本，暂离孤儿院等待是非真相。尽管没有查出贪污问题，霞芳还是失去了回到孤儿院的机会，献爱心的捐款没有了，得到三年母爱的孤儿都被退回到原来的福利院，他们想念妈妈的笑容和亲吻。善良的霞芳为自己呵护了三年的儿女离去而又失落了多年。从此霞芳独立不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