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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理想展望与社会启示，以表面许诺的平等与私有权来博取支持，对太平军民的影响，“看来很可能远比汉族主义或宗教热忱的影响为大”（《晚清史》页301）。从这个意义说，太平天国运动所要完成的与其说是民族革命或宗教革命，还不如说是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革命（当然也包含着推翻晚清政权的政治革命）。
历史学家吕思勉在剖析太平天国运动所面临的任务时指出：
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头脑简单、手段灭烈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吕著中国通史》页478）
相对说来，政治革命还是浅层次的（即便这个任务，太平天国运动也未能完成），而社会革命所面对的挑战更全面，更深刻，也更艰巨，其全部内涵囊括近代中国转型的所有大问题。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不仅太平天国与其后辛亥革命隐含着社会革命的内在诉求，即便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与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面对的仍是社会革命的严峻考试。
这里且说洪秀全政权如何应对社会革命深层次课题的。诚如吕思勉所说，天京政权的基本方针只是“头脑简单、手段灭烈的均贫富主义”，集中表现在《天朝田亩制度》中。且不说这一土地制度压根儿没有土地再分配的观念，因而在田亩分配的空间上与田亩所有的年限上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即便平分土地的最低许诺，在天国政权存续的十余年间也从未兑现过，始终只是望梅止渴的一纸空文。
开出这类空头支票的，还有洪仁玕及其《资政新篇》。在应对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上，洪仁玕对“新天新地新世界”的蓝图设计，比《天朝田亩制度》还来得严密、清晰与全面，不无可取之处。但问题症结仍在于，不是纲领说了什么，而是施政做了什么。这位干王，一方面在《资政新篇》里强调“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另一方面却全无愧色地推行自己明确反对的“恶政”，例证之一就是他与洪秀全滥封诸王达两千余人。在这样新特权阶级的主政下，还有可能指望他们领导一场彻底而持久的社会革命吗？
反观太平天国的纲领口号，起初也许有几分真实的愿望，未必如有的论者所说，一开始就具有欺骗性与虚伪性，只是为了煽动民众。但随着永安封王，尤其是定都天京，主政者大权在手而缺乏制约，迅速蜕变为新特权阶级而骄奢腐败，作威作福，太平天国实质上成为另一个君主专制政权。曾经鼓舞民众的纲领与蓝图也时过境迁，被这些新特权阶级弃之如敝屣。与晚清政府相比，天京政权只不过换一个旗号，换一批角色，有些弊害甚至还变本加厉。当初，广大底层民众受到这些纲领口号的召唤与引领，并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巨大的牺牲，只希望为自己与同命运的兄弟姊妹营造理想中的天国。但最终建成的却只是新特权阶级的“人间天堂”，最广大的太平军将士怀揣着天国的憧憬，不过充当了为新特权集团营建“天上人间”的垫脚石或过河卒。当初标榜的天国理想与最终建成天京政权之间，形成反讽式的鲜明对照，洪秀全规划的天国蓝图，对广大“跟着洪杨到白头”的贫苦民众，不啻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愚弄与欺骗。
太平天国运动，在社会革命层面，除去纸面文件与口头许诺，在实质上无所建树；在政治革命层面，尽管建立了天京政权，也不过是独据一方的改朝换代，难以走出所谓历史局限性的怪圈。孙中山指出，“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太平天国战史序》）说洪秀全“知有民族”，未免过誉，但说他“知有君主”，却一语中的。在新的君主专政下，不要说包涵民权、民主在内的社会革命的深层次任务无从谈起，就连最浅层的政治革命也必然归于失败。
从金田起义到天京失陷，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三年。昔日读史，也曾扼腕天京的陷落。然而，读到马克思在1862年了解真相后对天国统治者的一段评论（经查，除《全集》本，中国各种普及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编入了马克思在1853年肯定太平天国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却都不选这篇文章）：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中国纪事》）
这才让人若有所悟：天京政权倘若恒久存在，影响晚清历史走向另作别论，对这一政权治下的广大民众来说，却肯定是一场新的灾难，他们必然还会揭竿而起，发出“逝将去汝，适彼乐土”的怒吼。
史家论史，或好剑走偏锋，故唐振常有言：“今日论史，极而论之，太平天国成功了又如何，恐怕是文化大革命将提早百余年发生。”（《川上集》页10）是否作如此类比，姑妄听之。但据苏联解体后的资讯披露，斯大林治下的苏俄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鼓舞过好几代革命者——临终遗言说：“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那些在天京失陷之际“自焚而不悔”的太平军将士，当时也许还来不及有如此沉痛的反思吧！
完稿于2012年1月，时金田起义恰一百六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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