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否是杨宪益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历史最悠久”、交往年头最多的老友，似乎尚难断言。但是，我是第一个写作杨宪益传记的作者。此事完全属实，根本不存在任何争议。由我著述的《永远的探索——杨宪益传》于2001年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其后又有雷音女士的两种“杨传”，先是作者自费出版于2004年的《杨宪益传》，三年后在此版本的基础上又在香港明报出版了一本内容更为丰富的《杨宪益传》。至于由传主本人撰写的那本《漏船载酒忆当年》（英文译本）的“杨传”和他另外一种应意大利友人（一位“丹丁学会”学者）邀请，用英文撰写名为《White Tiger》，后来被译为意大利文本，则因发行太少，可以说“鲜为人知”了。然而，在所有上述传记作品以外，也还有不少“人所未知”的杨宪益故事、轶事与趣事。其中颇有一些寓意极深，或者对于后代学人极具启发意义的故事或“秘闻”，人们从《杨宪益传》中大都熟悉了他在天津“新学书院”就读时，慷慨出资三千元帮助其同窗好友廉思聪的故事。当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全国各地掀起一场反日、抗日、抵制日货的浪潮，杨氏的同窗廉君家中经营百货商店就由于“抵制日货”，主动将所存日货（如洋布、化妆品、胶鞋）当街焚烧而被当时在津门横行无忌的日本浪人以“打、砸、抢”的手段搞得宣告破产，以至造成廉君不得不辍学的悲剧。出于正义感与义愤，杨宪益才要求母亲出资（当时三千元法币已非微小数字）救助，使这位爱国同学免于失学。

　　我至今记得在一次“杨宪益沙龙”的小聚时，处于“微薰”状态的杂文家、诗人邵燕祥兄举着杯中残酒朗声扬言：“诸位兄长，毫无疑问我们在座的都会永远站在弱势者一边，我们是弱势群体的坚强后盾！”这一“断言”立刻被在座的吴、刘诸老兄“全票通过”，并载入“杨氏沙龙史册”。时过境迁，当时在坐者有死于老病、天命者，有的则以亡命之躯葬身于异域。那几位客死他乡的朋友且不去多谈，在祖国境内的几位高龄文化人、作家，如今也几乎变成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中的成员。再想为天下不平事登高一呼、拔刀相助，早已力不从心，甚至于也只能徒呼“老夫耄矣”。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又谈何“扶弱济贫”、为世间伸张正义？

　　且让我拉回正题，我认为有一件抗日战争时期的山城往事颇可以体现杨宪益助人为乐一心帮助贫困无告者的风范“习惯”。那就是发生于1944年——“二战”正处于盟国与轴心国战斗的胶着状态。当时正处于欧洲战场盟军诺曼底登陆前夕，人们还难以判定亚利安人的“第三帝国”必败的时候，杨宪益在其任教的大学里收到留英老友、历史学家向达教授的一封“告急信”，在信中向达告诉他有一位知名的、以研究马可·波罗蜚声学术界的老学者冯承钧先生病殁昆明，家中一贫如洗，甚至于连购买棺木的钱都难以凑齐，而这位在“东西方文化交通史”方面极具造诣的冯老先生有个儿子远在陕北，晚境十分凄凉。向达知道宪益是位富家子弟，在经济上比一般穷教授富裕不少，就希望他能够及时慷慨解囊为冯氏解决这一燃眉之急。当时，杨宪益和戴乃迭虽然双双执教于国立中央大学，但，一则二人尚属副教授待遇，再则二人一向好客豪饮，住在重庆北培的“三杨楼”（按：“三杨楼”由梁实秋先生“命名”，因杨宪益、杨仲子、杨荫浏三位学者合住此楼而名扬山城学界。后“二杨”也是中央大学的著名教授，对中国古典文化特别是古代音韵、秦汉古乐研究极有成就。当时杨宪益则专心致力于《离骚》中译英的尝试），经常过着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生活，几乎月月“超支”，也算不上富裕，当他一听到一位文史前辈晚年竟然如此悲惨，甚至身后难以“入土为安”，于是他连忙和他的英国妻子商量，立即变卖了几件古玩将款汇往春城，使冯老先生得以树碑安茔。此事他根本不曾和任何人讲过，也不曾问过冯承钧当时在延安的后人是谁。直到“文革”浩劫过后，国内文坛“拨乱反正”之际，才得知冯老先生参加革命的儿子就是时任“中国作协”领导的冯牧同志。记得当时我曾将此事告知一位年轻的记者朋友，他也认为此事极有社会意义与历史价值。为此，他曾专程向杨宪益采访这一往事，准备在某一文艺副刊上发表。想不到此事被故事的主人婉拒。他不准备将此早年轶闻公诸于世，他曾对我加以批评，认为此类事不宜张扬宣传，一则冯牧居于领导地位，如果报道此事极可能引起社会议论。同时做了好事而力求广为人知，又岂非“乡愿”、小人沽名钓誉之举？我对此深感杨兄为人之古朴真诚，其处世、助人的精神境界绝非一般“读书人”可以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