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集体暴力的政治》不能全面地反映查尔斯·蒂利的学术思想，但是，它却部分地折射出蒂利野心勃勃的学术理想，精心构造宏大的理论使他不仅大大地超越他在哈佛的导师巴林顿·摩尔，也使他能够与马克斯·韦伯相比肩。他的主修学科是社会学，而他经常地介入历史学，因为要透过分析历史事件来求证社会学的命题。不过，社会学的假设与命题却又常常难以解释他手头的历史事件，于是，他又不得不求助于政治学。从他的第一部著作《旺代》开始，读者们就能发现，蒂利一直穿梭在社会学、史学与政治学之间，学科在他那里，似乎是没有边界的。跨学科的穿越，让蒂利达到了前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最基本的，他让史学更加地科学化了，而不仅仅只会絮絮叨叨地讲故事；他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与范围，将传统的社会运动研究嫁接到了政治学领域；意义更加重大的是，他系统地创立了抗争政治理论。蒂利上面这三大贡献都能在《集体暴力的政治》之中得到印证。

    《集体暴力的政治》还应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的对象既是历史的又是跨国的，不过，它的结论并不影响对某个国别的判断。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集体暴力的很多形式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地上演过，而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过去对发生在自己国度里的集体暴力，缺乏理解的工具，对集体暴力产生的原因往往一知半解，甚至完全误读。长期以来，这种知识上的匮乏，使得我们一次次地错失“医治”集体暴力的机会。《集体暴力的政治》的出版不仅仅提供了一次弥补知识匮乏的机会，更是提供了一次解决现实问题的机会。虽然集体暴力不能在短期内被彻底根除，但是，如果基于正确判断基础上的共识被建立起来，我们至少获得了消解暴力的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