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那些依靠自己的智慧与勤奋在事业和生活上取得独立，却没有收获婚姻的女性，则成为一个醒目且不断庞大的群体：剩女。当那个叫“wow”的年轻人在北京城里彻夜孤身游荡，也许他的邻居里就有一位善良、美丽的姑娘和他一样孤独，彻夜未眠，渴望爱与被爱。然而，楼群的间隔，人与人的隔膜阻止了他们的相识与相爱。

    这与埃里希·弗罗姆（ErichFromm）在其名著《爱的艺术》一书中“当代西方社会的爱及其瓦解”章节里写到的西方世界及其相似：

    “现代西方社会的人疏远自己，疏远他的同胞，疏远自然，异化了。他已转化成商品，感受到他生命力量的是作为在现行市场条件下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投资。人的关系基本上是异化了的自动装置的关系，每个人都把他的安全建立在靠近群体的基础上，而在思想、感情或行为上没有什么区别。尽管每个人都尽可能靠近其他人，但仍然感到十分孤独，充满了当人不可克服的分离感袭来时而经常会产生的深重的不安全感、焦虑感和内疚感。”

    缺失的情感和性，最终损害了一些年轻人的内心和生活。这在当下飞速奔跑的中国，仿佛一个坏死的癌细胞，不可治愈。荷妮则在她的书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上医治的希望：我们的情感和态度极大程度地由我们生活的环境塑造而成。这种环境既有文化的环境又有个体的环境，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相辅相成。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生存于其间的文化境况，我们就会具有更好的机会，更为深入地理解正常情感和态度的特殊性质。

    按照荷妮在书里的定义，在膜拜美国华尔街对金钱的贪婪的同时，我们时代的许多人几乎都染上了与华尔街人共同的病：神经症——神经症患者的反应不同于一般的人，这种人的生活方式与我们时代普遍认可的行为模式不同。荷妮举例：一个艺术家，一个星期只挣30美元，但是如果他工作勤奋一些，他本可以挣得更多。可是他不这样做，偏偏喜欢过这种清贫的生活。于是我们就认为这个艺术家有神经症。“我们之所以要称这些人为神经症患者，其原因在于，我们大多数人熟悉，并且只熟悉一种行为模式，这就是，争取在世界上出人头地，做人上人，挣比满足基本生存多得多的钱。”荷妮写道，“而在古希腊，超出自己需求之外的工作态度被认为是极为下贱的。”

    “在谈到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时，我不仅指的是存在着具有基本的共同特征的神经症患者，而且指的是，这些基本的共同性根本说来是由我们时代和文化中现存的困境所产生的。”荷妮在书里写道。

    虽然中国没有美国式民主和自由，但面对的困境却比美国更甚。在我提及的那个小组里，很多年轻人摆脱了前辈中国人的性顾忌，对他们而言，“性关系不仅是特别紧张的发泄，而且是人际交往的惟一途径。”这种人格和态度使他们“容易达到性兴奋，并强迫性地将任何异性看作是潜在的性伴侣”。

    荷妮的文字应验了其在中国的现实存在，“他们感到不安全，没有保护，当他们没有性关系或者没有看到具有性关系的机会时，他们就表现得相当失常。他们总是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创造一种性爱的气氛。”这种性态度使这一代人陷入某种困扰：人际交往陷入障碍，不相信关爱和爱本身，身心忧烦和焦虑，面对社会和人保持着高度的防御姿态以及不相信爱情。

    当我在那个小组里总是看到20多岁的年轻女性说想知道爱情的感觉，而男性却被苦闷的性困扰时，总有一阵莫名的心酸、忧虑和疑惑，当所有年轻的男女都该去享受爱情以及性的美好时候，是什么阻挡着他们获得这一切？是这个社会无孔不入、不被约束的权力，还是不义不均的财富？在这样的社会中，这些年轻而孤独的灵魂会被带向何方？(注：文中wow为化名)

    李银河：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

    问＝白墨   答＝李银河

    问：你一直提倡中国人享受“性自由”和“性快乐”，但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不是存在性资源不平衡的问题？比如拥有大量金钱、权力与名望的一小部分人，他们占据着更多的性资源，他们享受着性自由与性快乐，而另外一部分没钱没权的人，他们正常的性需求却得不到满足？

    答：应当说这种状况挺严重的。主要是在婚姻市场上，有甲女丁男的情况，男的往下找，女的往上找，郊区女孩子往大城市嫁，农村的往城市嫁，高山的往平原嫁、往沿海嫁，最后剩下来的一批就是特别贫困地区的男性，他们很困难，成为剩下来的一批丁男。而且，目前中国出生婴儿的性别比例是120：100，也就是说120个男孩出生的同时，只有100个女孩出生。一些人口专家预测，大概在2025年还是2030年的时候，中国男人的绝对量要多出几千万。而多出的这几千万，大都会集中在农村，集中在最偏远的山区，就是那些最贫困的地方。

    问：作为社会学家，你觉得这种性资源的不平衡会对我们的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