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利并不否认洪秀全对《圣经》做的篡改，这一点足以让学者们把太平天国在宗教史上的意义贬到最低。史景迁也写到一个情节：洪秀全定都南京之后，当地传教士发现太平军用馒头之类的东西供奉“天父”，大感困惑。洪秀全邀请他曾经受教的美国新教徒罗孝全来传道，后者没过多久就发觉情况不对，他们完全不懂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的真谛，在仪式实践中也颇多君君臣臣的“本土”色彩。赖利认为，太平天国冲击的是整个帝制及其意识形态，以此视角观之，似乎咬着洪秀全那种荒腔走板的“拿来主义”不放没什么意义；只是，若以意识形态而论，太平天国简直可以看成是洪秀全一人的运动，那整个天京政权，二百万军民，也都是他在借梦境意识到自己的“天命”之后所召唤出来的——事实上他也一直在论证这一点，他以各种打油诗式的“神谕”把一切胜利都归因为“天父天兄”的旨意和庇佑，以此来支配帐下文武为他效命。 

    洪秀全所传播的思想与他在实践中的矛盾是明显的。当领袖成为深宫大院里的特权分子时，他距离自己所鼓吹的天父之下人人平等的距离，任何有常识的外来人都能一目了然；我们可以说，太平天国政治和军事上的最终失败，让他们推行的思想黯淡无光，但是，至少在史景迁的笔下，洪秀全所用的是一种命令式的、诉诸强制手段、带上一点千禧年许诺的说话方式，如果说天京城内的宗教活动里还包含研读经文的话，那么他本人的言论则基本不诉诸隐喻这一典型的圣经修辞法，而是使用很多纯蛊惑性的手段。赖利似乎生恐读者作如是观，他反复强调太平军吸收百姓加盟的能力之强，远非一般的“蛊惑”所能相比(更何况“为什么大清政府不能让百姓免于遭受愚弄？”)，而且，太平军即便在天国末期也仍然虔诚地执行自己所认定的宗教信仰，晚期信仰热情减退，主要原因也是战败而不是投机：“他们(最起码)知道摩西十诫，知道基督教教义的大概轮廓：信仰天父、天子和圣灵，还有耶稣作为天父之子的任务。”

    宗教不过是工具而已 

    太平军之兴，纪律严明，信仰坚定，乃至姿态狂热，他们的确相信自己在为天主而战。但是，这种坚定不足以证明这是一个值得大书一笔的宗教事件。石约翰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里说，太平天国虽然尊崇基督教，但基督教“未能转化为有效的政治哲学”；现代大史家吕思勉更是直言，宗教不过是太平天国为实现汉人的光复而采行的工具而已，而洪秀全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纯精神领袖。吕暗示，认为政治军事上的成败决定一切，当太平军在后期开始滥杀时，民心也就自然而然地离他们而去，不足以为宗教纽带所维系。 

    吕思勉代表了民族主义的维度，他把冲击帝制政府的动力算在了汉人光复之心的头上，因此，他在《中国近代史八种》中特别强调，这个运动最大的伦理价值体现在李秀成身上，他的仁义和忠恕之道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道德遗产，与洪秀全身上体现出的诡谲、轻忽、小富即安截然相反。洪秀全所代表的精神信仰，与李秀成所代表的政治道德间是分离的，李最后被俘，被问及为何如此坚定地追随天王时，他说不知，并说“此生已误”，似也可旁证宗教因素在太平天国领袖人物的选择决断中的位置。

    信仰的实践，与因信仰而生的实践是两个概念。吕思勉暗示，洪秀全很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萧朝贵、杨秀清如同行“关亡术”一般灵魂出窍，分别代表天父和天兄频繁下谕时，当洪秀全真的认为自己是耶稣的弟弟时，或许测谎仪都不会有任何反应。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结论道，他们是在推广和捍卫一种来自西方的一神宗教。假如我们重视太平军里的那些仪式，我们也无法不问，这些仪式的设计和提倡者的用意与西方传教士们之间究竟有多大的交集——他们所做的事，真的是传教士及其所代表的教会想看到的吗？太平天国由于反清反儒反偶像而积累起来的名誉资本究竟有多少分量？为什么当李秀成在1863年试图攻入上海时，受到洋人前所未有的暴力抵制？清朝官员对太平军临战必下跪祷告“天父看顾”嗤之以鼻，这些祷告的内容是杂糅的，其中，祈求恕罪和灵魂得救占据着多大的比例？ 

    吕思勉将太平天国运动纳入到与辛亥革命一脉的“民族革命”之列，而赖利却要把宗教提到至少与民族主义相平行的位置上来裁量它的历史价值，他的研究把太平天国纳入一条如履薄冰的蹊径，也好像给它穿上了一件思想的紧身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