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永乐北藏》就是前述若干种藏经之后，在明初由官方刻印的一种佛教大藏经，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到《大明三藏法数》，共收录了佛教典籍（包括翻译的佛典和中国佛教的著作。）共一千六百十五部六千三百六十一卷，分装六百三十六函。它以千字文编号，先以经、律、论三藏分，包括“大乘经”、“小乘经”、“宋元入藏诸大小乘经”、“大乘律”、“小乘律”、“大乘论”、“小乘论”、“宋元续入藏诸论”、“西土圣贤撰集”和“此土著述”共十大类。与《永乐南藏》相比，门类相同，只是“西土圣贤撰集”从经部后面的第四类，挪到了所有经、律、论之后作为第九类，所收的经典也互有不同。《北藏》为梵夹本，每版二十五行，分为五折，每折五行，每行十七字，不仅版框加高，字体加大，而且校勘七次。在装帧上，它也比《永乐南藏》更加考究，以绫作封面，突出了皇家的气派。由于它藏在京城，一直是作为朝廷赐给各地寺院的供奉品，比《永乐南藏》允许私家捐资印刷供养，更具有官方色彩。
　　应当注意到，明代洪武、永乐两朝的宗教制度相当严格，虽然明太祖和明成祖从未有意打压佛教，尤其是明成祖因为道衍（姚广孝）的缘故，对佛教相当有好感，但正如姚广孝所说，“上自开国以来，万机之暇，留心圣教，设官分司以理其众，锄奸剔蠹，欲复古规”（姚广孝《逃虚类稿》卷三《送伏晦中住兴化府囊山禅寺序》），即站在世俗皇权的立场坚持限制佛教扩张。洪武之初，朝廷曾反复抨击“释老二教，近代崇尚太过，徒众日繁，安坐而食，蠹财耗民”，并且规定祠部“掌祭祀医药丧葬僧道度牒”，对取得僧尼道冠资格的知识给出严格要求，“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凡五万七千二百余人，皆给度牒，以防伪滥”（参见《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明实录》卷七十七。）。在明代初期皇权膨胀的时候，佛教基本上是在官方严格控制之下的。特别是胡惟庸案之后，洪武十四年（1381）设立僧录司，洪武十五年规定佛寺为讲、教、禅三种，规定天下僧道服色，洪武二十四年，一方面规定天下生员的冠服之制，使儒家学人统一化，另一方面发布《佛教榜册》，说明佛教本是“中国之异教”，严禁僧人“与俗混淆，与常人无异”（《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二），并在洪武二十八年规定天下沙门要分别考试上、中、下三科，佛教更是在官方严格的管理之下，这种佛教政策一直延续到永乐年间。
　　前面曾经提到，参与《永乐北藏》编订的，正是一批经官方认定的合法佛教领袖，但从后来的数据看，他们在编纂和校勘中，时时事事要请示，不仅原来宋代藏经中原有宋太宗若干佛教著作如《缘识》、《逍遥咏》等五种不再收入，而收录了以明成祖即永乐皇帝名义编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四十卷、《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神僧传》九卷，而佛教史书《佛祖统纪》、禅宗著述《续传灯录》、《古尊宿语录》、《禅宗颂古联珠集》以及元代白云宗僧人的《白云和尚初学集》等，却奉永乐之旨不再收入藏经。显然，在作为明代新首都的北京，凸显新朝皇帝之无上权威，一批新权贵僧侣接受旨意，为新王朝编纂新圣典，印制出一套较《南藏》更加豪华的佛教藏经，作为朝廷颁赐寺院的经典，是在有意识地呈现和传达官方佛教立场和宗教政策。
　　
五
　　尽管《永乐北藏》的编纂刻印中体现的是明代官方佛教立场和宗教政策，但它毕竟是佛教文献汇编，如果研究佛教思想和历史，它仍是明以前佛教资料宝库。不过，这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并不是所有“如是我闻”的佛教经典都是佛说，并不是所有佛教的记载都是信史。指出这一点是为了更好地让读者使用大藏经。
　　研究佛典的学者早就指出，佛教典籍虽以“闻如是”为始，以“信受奉行”为终，其实往往是形式上假托佛说，实际上，大多乃佛教徒在历史中的一系列创作。所以，这里面有再三删补、改订、重译、注疏甚至伪造，这些记录一代又一代，口耳相传、文字笔录、翻译纂辑，最后综合起来便成为现在大家看到的庞大藏经。因此，在阅读佛藏的时候要意识到，这里包含了若干种种不同状态的佛典：被翻译成汉文的早期佛教经、律、论，被翻译的大乘佛教的著述，中国佛教伪撰早期印度撰述，即古人所说的“疑经”和“伪经”，以及中国佛教徒自己的著作。所以，一部大藏经，是历史层层叠叠构成的，它就是一部“经典传译史”加上一部“思想诠释史”。
　　
六
　　永乐到正统年间陆续刻印的《北藏》，一个半世纪之后又进行了一次增补。对于佛教史研究者来说，这批补刻入藏的文献尤其可贵，比如，原来被永乐禁止入藏的《佛祖统纪》、《续传灯录》、《古尊宿语录》、《禅宗颂古联珠集》等佛教尤其是禅宗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被重新收录进来。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新印《永乐北藏》，就包括了永乐至正统年间刻印的大藏经和万历年间补刻的续藏经两部分，总数就达到一千六百五十一部六千七百七十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