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邓伟志先生，是一个热情而理智的大丈夫，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有文化担当的、受学界尊重的文化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六卷之巨作《邓伟志文集》见证了他数十年来的勤奋与努力、执著与追求。
　　秉承中国士大夫文人的传统美德，邓伟志谦恭而兼善天下，真诚而不虚伪，尊重历史，闻过则喜。《邓伟志文集》中就收入了观点较左的旧文，他不作任何修饰，坦言道：“在我看来，没有过错误观点，就不像我邓伟志。学者只对真理负责，除此而外，皆等而下之。”十多年前，有位外籍女教授问邓伟志：“你反右的时候在干什么？”他说：“我在整人。”外籍女教授兴奋地说：“我可找到一个整人的人了。我在北京，见一个是挨整的，再见一个还是挨整的，就没遇上一个整人的人。”其实邓伟志那时是大一学生，才19岁，只是管理着大学广播而已，那班揪出一个右派，就在广播中造声势。这些在今天看来，算什么事呢？而有的人明明整人搞人，劣迹斑斑，但事后强词夺理，千方百计为自己的过去掩饰，让人厌恶和藐视。相比之下，邓伟志的担当精神格外明目醒世，他把爱、信仰、尊严、正义等融入自我的血脉，积淀为可贵的内质，体现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上世纪80年代，邓伟志经常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范蓉时间”做嘉宾，我有时也去客串，曾见过面。尔后，他出任上海作协散文杂文创作委员会主任，我为总干事，我俩接触便多了起来。2001年，为迎接新世纪到来，展示上海作家的风采，我们策划、出版了以巴金、施蛰存、王元化等文化大师领衔的《上海作家散文百篇》。为扩大此书的社会影响，也让作家们献上一份爱心，我们邀请70多位作家在光明中学签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首次这么多作家为同一本书签售。对一些没有到现场签售的作家，我们一一上门补签。最后，10本由百名作家签名的珍藏本，向社会公开义卖6本，所得款项18.8万元，全部捐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邓伟志当时正在北京参加政协常委会，他是提前赶回上海参加签名的，让我大受感动。他十分感慨地说：“我敢说这么多作家为一本书签名是空前的，但我不敢说是绝后的，近几年再要搞这样大规模的签名活动是不大可能的。”
　　尔后，我为其策划《邓伟志杂文集》，并做责任编辑。作为此书的第一读者，我时时感受到他的勇气和智慧。他秉持批判眼光、现代意识，笔锋直指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各类问题，关注社会进程，强调良知道义，既有剑拔弩张、金刚怒目，也有平心静气、娓娓道来。这或许就是邓氏杂文“绵里藏针”而又“直言动天下”的独特风格吧。
　　在《周期律的泪》这篇文章中，他谈到1945年在延安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著名谈话：关于共产党能否跳出历代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问题。毛泽东坚定地回答说，共产党靠人民的民主监督，定能跳出周期律。可惜，建国后50年，我们未能使民主和监督制度化、科学化，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差点又要重演周期律的悲剧了！中外历史早已证明，并将不断证明：“低度民主就带来高度腐败；高度民主只会有低度腐败”。因此，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势在必行。邓伟志对“官场文化”也很反感，他认为这是文化的异化。前呼后拥是异化，阿谀逢迎是异化。民间流传：“领导的要求，就是我们的追求；领导的脾气，就是我们的福气；领导的酒量，就是我们的胆量；领导的表情，就是我们的心情；领导的嗜好，就是我们的爱好……”试问：这是哪个社会的官场？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上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决议上的这“两个务必”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风貌啊！没有政治修养、社会知识、文学感情、人生态度，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见解的，邓伟志的这些具有历史深度和社会学高度的话语，今天读来仍有现实意义。
　　作为社会学家，邓伟志对人、时代和现实深入体察，永恒关注，尤其是始终关心着社会弱势群体。他认为：有些仇富是嫌贫引发出来的。反过来说，爱贫的富人是会受穷人爱戴的。什么是强者？爱护弱者的才是强者。提高企业家的素质已迫在眉睫了。开展社会建设要明确社会建设的重心。公共服务无疑是全方位的，既要为富人服务，也要为穷人服务，可是重心应当放在弱势群体。富人是市场经济中的赢家，生活是优越的。有不少人在千方百计地为富人服务。可是，对弱势群体则不然，能不歧视他们就算好的了。他们不但经济贫困，而且也是服务贫困。西方有句名言，“政府是为弱势群体而设的”。我们社会更应当为弱势群体服务。
　　邓伟志现已73岁。他说，老并不可怕，老，意味着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老马识途，老人深刻。老了，就敢讲真话了。托尔斯泰、巴金不都是越老越敢讲真话吗？老，是花钱买不到的财富。邓伟志老当益壮，正以豁达大度之心，积极进取之态，实现自己名字中济困扶危的伟大志向———依旧揭弊，依旧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