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托尔金的袍子》流的是真血液。真血液就抑制不住蒸腾的血性。稍不留意，本来意在射向他人的无情之箭会突然掉转箭身射向作者本人。“我不相信，他们能够闲庭信步地骑着骆驼驰骋沙漠，或胸有成竹地指挥二次世界大战。相反，他们的自我感觉一定都受到他们把自己和某个英雄人物相互关联的想象的激励，以使得自己形象高大。”（124页）显而易见，作者对T. E. 劳伦斯和丘吉尔的痴心收藏者难掩鄙夷和厌恶。为灭那些人自以为是的气焰，他甚至搬来荣格为他撑腰，虽然让荣大人屈尊在括号里。这种诉诸外在权威的“不自信”在他通篇游刃有余的娓娓讲述里竟显得那样RARE（“珍稀的”）。不幸的是，荣格的“心理膨胀”说没灭得了对手的“自我身份”认同，反点燃起我诘问作者的烈火。再向下深究，说不定能彻底颠覆掉“没了书，我还会是谁?”这一作者“自我身份”认同的凌然霸气：如果那袍子不属于托尔金；如果那不是纳博科夫签赠给格林的《洛丽塔》；如果那通从美国打来的怒不可遏的电话涉及的不是塞林格；如果待售图书目录第3号第124条不是乔治·奥威尔的亲笔信；《托尔金的袍子》找到读者的概率会有多大？《托尔金的袍子》用汉语讲述一遍的必要性又有多大？减去GREAT（“伟大的”），减去RARE（“珍稀的”），《托尔金的袍子》还剩下什么？毕竟芸芸众生匮乏的永远是“伟大”和“珍稀”，那么，收藏“伟大”收藏“珍稀”难道不是变相企及人生“伟大”、“珍稀”的惟一捷径吗？如此解构之后，除了《三故事与十首诗》一章里作者姑妈把“收藏”和初夜的性快感联系在一起外，我们竟意外得到了又一个关于隐秘收藏心理的精辟完美的脚注。这个大收获怎么就轻而易举逃过了作者处心积虑的安排呢？ 

　　当俗世的人生快要向人类积累起的真正智慧不屑地关闭起它本该谦卑倾听的两耳时，我们幸运地捕捉到了一个微弱却令人猛然警醒的声音：“Who am I， with no books？”这声音既不来自讲神秘希伯来语的上帝，也不来自讲优雅高贵拉丁语、法语的笛卡儿或讲精准深刻德语的康德。它来自一个我们昨天、今天或者明天在渥威克或伦敦的一条街道上随时可能与之擦肩而过的凡人旧书商。要命的是，他嘴里流出的是充满年轻活力却偏偏与神启向不搭界的美式英语。他曾是美国人，2008年六十三岁时入了英国籍。2009年，他还写了本同样引人入胜的谈书小著《在狗之外》（Outside of a Dog-A Bibliomemoir of Radio 4's Lost, Stolen or Shredded），开创了今日已归在他名下以书之漫忆起兴串起人生回忆的“书忆体”（bibliomemoir）。他叫里克·杰寇斯基（Rick Gekoski）。

　　古人云：有一时之书；有一世之书；有万世之书。不错，《托尔金的袍子》是作为“一时之书”降生的，但只要书和书的收藏不会濒危到灭种，只要人类还时不时惦记着尤利西斯、惦记着洛丽塔，它走向未来成为一本“一世之书”还是极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