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员工持股，李朋义表示“目前没有安排。” 

　　对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蔡翔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出版集团大多靠行政捏合而来，公司治理结构仍问题多多。 

　　“最要命的是国有股一股独大，基本上占了70%以上。”相对于外界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质疑，李朋义更担心的则是集团内部的资源整合。李朋义表示：“整合资源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首先是几家出版社组合后产生的内部整合问题，之前各个出版社各自的仓储物流、信息管理平台、数字出版、采购、财务管理系统等都在着手整合。 

　　进入集团的出版社过去的不良资产还要剥离到集团公司。“这些不良资产要么在集团里选择好的模式继续发展，要么关掉一些。”李朋义表示。 

　　由于几家出版社独立经营时一些业务的重合，内部整合不可避免地牵扯到利益分割。“例如语文出版社的语文教材和人教社竞争，人教社、高教社、语文出版社这三家都有职业教育。到现在还在竞争。”李朋义对此并不讳言。他表示，解决的办法是“内部定规矩，避免内部竞争”。 

　　垄断优势 

　　避免竞争的努力并不限于集团内部。由于高校出版社的快速发展和良好业绩，业内一度传出高校出版社也将加入教育出版集团、甚至整合进股份公司打包上市的传闻。 

　　一位接近教育出版股份公司引资事宜的知情人士透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一些高校，正和教育出版集团讨论加盟事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周蔚华则表示，没有考虑加入教育出版集团。 

　　一家中央级大型出版社人士分析，大多数高校出版社无意加入教育出版集团，原因是高校出版社突出的盈利能力，这样的高盈利产业，高校并不愿意拱手相让。而人事安排上也会出现很多障碍。 

　　不过，一旦上市获得融资，通过并购获得有利资源必然纳入教育出版股份公司的战略规划。“并购计划是募集资金投向的一部分，我们不仅会在国内，也将在国外寻找合适的并购目标。”李朋义说。 

　　李朋义的底气显然来自于旗下几家出版社的特殊地位。 

　　教材教辅是出版行业利润的主要来源。“中国出版业80%的利润来自教材教辅。人教社和高教社在教育资源上居垄断地位。全国出版业约四分之一的市场被中国教育出版集团占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庆国如此形容教育出版集团在业界的地位。 

　　根据教育出版集团提供的数据，集团的中小学九年教材占全国市场的50%，高中教材占70%，职业教育占35%，高等教育占25%。毫无疑问，组合而成的教育出版集团已经成为教育出版市场的龙头老大。 

　　“高教、人教一个垄断大学，一个垄断中小学，放在一起就更垄断了。这对其他80多家教材投资开发编写教材的出版单位来说，无疑是个打击。”某教材市场资深人士表示。 

　　以人教社为例。由于长期以来全国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出版均由国家授权其独家经营，虽然1999年以后，教材编写和出版的垄断逐渐打破，但制度惯性之下，其教材特别是文史类基础教育教材仍可独占市场。 

　　据一位熟悉教材出版的人士介绍，人教社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租型”，即其他出版社如需安排印刷、发行人教社教材，必须按教材总价的3%额度租用人教社可将印刷教材的胶片（型版），地方出版社便可以赚取发行利润。此人士分析，以前是事业单位，人教社不计较靠薄利多销取胜。但今后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要求股东回报，取消租型对增加利润是很可观的。 

　　也有分析认为，人教社上市后可能放弃租型模式，收回教材发行权以求利润通吃。“人教社的教材很有优势，自己发行和配送的话利润会更加丰厚。”一位教材出版行业资深人士说。 

　　即使无法改变租型，无论是整合前的人教社还是现在的教育出版集团仍有能力要求地方出版集团保证其50%以上的教材份额，这一协议则是租型的先决条件。 

　　基础教育文史类教材可能回归统编的说法，更令教育出版集团获得垄断。“我们在教材编写方面的确有很强的竞争优势”。李朋义对此并不回避。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亦表示，从目前来看，无论情况怎样变化，中国教育出版集团承担着教材的“国家队”的身份、地位、角色不会改变。 

　　目前，教材市场真正的竞争其实主要在于教辅材料市场份额的争夺上。“教辅市场基本上已经放开了，只有教材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民营出版公司大规模做教材还不现实”。一位出版界资深人士表示。 

　　“目前民营对教育出版集团并不构成挑战。”李朋义对竞争信心满满。“我们是做全科，而且掌握着著作权。”李朋义称。 

　　上述熟悉教材出版行业的人士表示担忧，“成立出版集团，更有资格去垄断。其他出版社被挤出市场的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