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提升到为国家软实力组成部分的高度之际，渊源可以追溯到北宋年间的传统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构成，如何融入这一极具时代意义的潮流中，引起了业内业外的广泛关注。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大陆的五百多家出版社以改制转企和引入数字技术两大行动，回应了国内外热心人士对传统出版业在新时期逐步转型的期待。
    
    改制转企给出版业带来的机会与挑战
    
    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国策几乎影响了所有的产业领域，出版社也开始实行所谓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模式。但由于政府主管部门视出版业为一“特殊的产业”，故而其企业化的程度是远远不够的，与改革开放以来其他国有企业的变化相比，出版业的企业化还仅仅是一个目标。直至目前，在政府主管部门的大力促进下，我国现有的出版社绝大部分已完成了改制，将出版社的事业单位性质彻底地改为企业。但总体而言，真正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出版社现在只能说还处于形成之中，这是我们必须认清的我国大陆出版业的现状和特点。
    
    出版社改制转企的初步完成，给出版业带来的机会与将面临的挑战，会是很多方面的，从近期产业宏观层面的态势看，主要将面对的是进入与退出机制的市场化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大陆的出版业，政府实行的是严格的主管部门审批制度，所以整个出版业不存在一般企业必须面对的进入与退出问题，也无需建立企业的进入与退出机制。就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版社的行为已十分市场化，但进入和退出出版业的机制依然是不存在的。严格的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制，使能否进入出版业不决定于企业的资源禀赋，当然是否退出也同样不取决于出版社经营业绩，实际上多年来也没任何一家出版社因经营业绩不善而退出出版业。
    
    但是在改制转企之后，出版社在出版业内的进入与退出机制，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转变的实质是政府主管部门掌控的审批制，必然会受到进入与退出机制市场化显性的和隐性的挑战。显性的，是指从制度上改审批制为备案制，进入与退出机制与一般企业等同；隐性的，是指在制度尚未根本改变之前，以资本的形态进入或退出出版业。但无论是以显性还是隐性的方式，资本与市场的力量都会冲击整个出版行业原有的稳定结构，促使其重新组合的同时也会弱化政府审批制的执行力。眼下可以预见的冲击，主要来自于行业外的战略投资集团和国外的大型传媒集团。
    
    国内行业外的战略投资集团对出版业的转企改制反应是极为敏锐的，可以说早在中国加入WTO之际，这些投资集团就看好了这块产业园地，囿于当时的政策限制，行业外的投资流入主要在出版行业的产业链下游落地，即投在印刷、发行和销售等环节上。我国目前出版社的产业布局，有着深刻的计划经济痕迹，是很难满足日益扩张的市场需求的。若仅从产业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出版业的利润大头在整个产业的上游即内容经营这一段，资本逐利的本性必定会引导他们向利润相对丰厚的产业链段渗透，这从资本的运营和投资的选择上来说是合理的、无可厚非的。投资既为逐利而来，那就不太可能把它的活动范围局限在下游链段上，更不用说掌握了下游链段的资本必定也会影响上游链段这一不争的产业发展事实了。改制转企之后，形形色色的逐利投资流向出版产业链的上游将会合法化，出版业原来有计划经济痕迹的产能布局很快就会被冲破。
    
    西方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运作的出版业早在1980年代后就出现了出版产业多元化的格局，出版业和传媒业几乎无任何界线，多元经营的特色使西方发达国家的出版传媒产业具备了极强的整合能力。我国政府出于对本国出版业的保护，加之赋予新闻出版业完成意识形态喉舌性任务的要求，利用WTO允许的文化多样性原则设置了贸易和技术壁垒，以政府审批的方式限制了西方发达国家出版传媒集团进入我国图书市场。但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步伐在加快，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作为一名负责任的成员形象正在崛起，中国大陆的出版业向西方出版传媒业逐步开放仅是个时间问题。这次改制转企完成后的中国出版业，初步形成了可以做大做强出版产业的制度平台，实际上也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出版传媒业集团进入国内市场提供了可行的运作渠道。在这种国内外资本均有渗入中国出版业意愿的趋势下，中国大陆的出版业的进入退出机制将很难再以审批制为继，进入与退出机制的市场化在改制转企之后是出版社很难回避的现实，整个出版业产能的重构和企业组织格局的重组将成必然。
    
    数字技术的引入将加剧出版产业风险化
    
    数字技术和出版产品的数字化对传统出版业的影响还刚刚开了个头。业内人士对这个影响有多种看法，如数字化使出版信息海量化，出版资源准无限化，为知识产权的保护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等等，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根本上说，数字技术的引入更加剧烈地把传统出版业推向了风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