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评价从1980年代以来就很低，特别是对十七年文学，基本是否定态度。海外更是如此，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30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几乎完全否定，这中间既有海外学者的政治偏见，同时也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有一个无法绕开的缺点，即这批“文学”的文学性存在着很大问题。

    近来读董之林女士的《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此书让我们重新回到十七年文学，寻找其复杂的一面，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发现其新的价值。

    在前言中，董之林借福柯的话说出了她的研究的后现代思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在研究方法上一个重要的启示在于，研究者不要作茧自缚，还未开口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先被束缚在以往某种现成的观念中。她首先反对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以西方启蒙话语为标志的元叙述。这种元叙述认为十七年文学是政治的附庸，没什么文学价值。她认为这种元叙述的粗暴不是“文革”后才有的，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革命文学内部就有表现。当时无论解放区还是国统区，“革命文化人”就对赵树理小说并不十分认同。究其原因，是受“五四”以来苏俄和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影响，对“非现代”作品的不屑与轻慢。这种知识分子化的启蒙思路从1920年代末起就不断被否定，延安时期基本被完全压制下去。“文革”结束后，这种“五四”启蒙话语重新大行于世，十七年文学几乎被全盘否定。于是，董之林试图在近20年的压制之下重新发现十七年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可贵的是，董之林也非常清楚她的研究不是为十七年翻案，她从不认为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她的目的如同蔡翔所说，在于打捞这一社会主义的精神遗产，乃至以一个“失败者”的个人身份重新回到历史深处。

    对赵树理的重读是本书亮点之一。多年来，赵树理也被归入一个模式化阵营之中，被斥为拒绝现代的本土作家。董之林用了相当大的篇幅为赵树理辩护，提出了不少前人未及的洞见。她认为赵树理无论从思想还是从叙事方式都全面超越了现代性。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那些看似最叛逆的，比如稽康，其内在反而是最保守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有着最革命最反叛的姿态，其背后，却蕴含着越来越多的东方古典文化的特质。一方面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方面是文学的大众化，不断向传统文艺大量汲取经验。董之林在研究中发现，十七年文学中同样包含着很多传统文学的因素。这些小说表面上不是更现代，而是更传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论。革命题材小说也可作为当代的通俗小说，她把这些作品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如《林海雪原》接近历史上的传奇小说，不以深刻的思想性见长，却注重情节迂回曲折，人物与故事神奇而引人入胜，另一类作品如《青春之歌》重视表现社会的主导思想观念，并极力将这种观念与个人情感和生活体验，以及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结构合为一体，形成一种新意念的通俗小说蓝本。

    这些古典特征的意义，不仅仅是大众化的需要，也不只是为了迎合小市民和农民的接受心理，更重要的，是对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思路的反抗。

    该书对“新时期”文学的研究也相当有启发性，她认为“新时期”文学不是一个崭新的转折，恰恰相反，它是十七年文学的延续。从“文革”结束直到21世纪初，文学界都把“新时期”定位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阶段，甚至与五四相提并论。董之林认为，这样划分，其实有非常大的问题，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是具有同质性的，因此有撰史者将新时期伊始的小说称作“改换文学”。意即由原来的批“走资派”换成批“四人帮”，翻阅1976年底到1977年的文学期刊，小说的叙述语言和表现方式与“文革”中并没太大的区别。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董之林对把后现代主义应用于十七文学研究有些犹疑。这种怀疑正是针对西方理论对于中国文学的普适性问题。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很容易把所有研究最终都变成社会研究，文学却被无限置后。因为当前相当多学者的文学研究，更倾向于政治研究、历史研究及社会学研究等，而非文学性研究。或许，这种文化研究的方法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切入口，使文本的阐释更具张力。这应该是个好事情。或许我们真正应该讨论的，是如何把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文学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不然，许多的研究，其它学科早就研究得非常透彻，现在再从文学角度做一个阐释，相比其他学科又有多大的意义？再者，如果仅把文学作品当成社会资料来用，千万字的文学作品甚至还比不上寥寥几行的经济学数据的力量，那么文学的价值就太低了吧？或者可以说，董之林女士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