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的事，不知不觉就已经做了很多年。
    从勒·克莱齐奥的《战争》，到刚刚结束的《多米尼克·奥利》。十几年前，勒·克莱齐奥于我也都还是个陌生人。因为——就像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样——要接近，所以默不作声地接近了，喜欢了。几年之后甚至还有过重逢，但勒·克莱齐奥已经不是印象里那种很年轻的，黑白分明，直击心脏的文字。
    《多米尼克·奥利》同样有重逢的意义。也是十几年前，大约一边译着勒·克莱齐奥，一边埋首于纯理论书里的时候吧，我见过这个听上去挑不起任何感觉的名字。但是她再度跳到我面前来的时候，却早已不再是那个为理论书写序的翻译界老前辈，而是色情小说《O的故事》的作者，小小的身影竟然容纳下了那么多风云变幻的故事。霎那之间，搅了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这样想着，我对自己说，重逢是多么美好。在过去的几年甚或十几年、几十年里，他在成长，你也在成长。相遇有时是年轻气盛时的相遇和分离，演绎出很多不够琴瑟和鸣的生硬；但还有重逢的可能，彼此间已经分离，再回头，进发出令人难以想象的激情。最难的事由此变得让人心生憧憬。绕一圈回来，你仍可以和一个原本离你很远的灵魂贴得那么近，几乎没有一丝缝隙，那种场景，除了在文字里，断断是不敢奢望的。
    从本质上说，翻译是一个重复的过程，寻找、接近、澄清、相融和分离，几乎是定式，只是对象不同而已。在有些理论意味的课堂上，禁不住会很有情绪地对学生说，翻译是最有烟火气息的一件事情，调动所有概念的、非概念的精力去爱了，慢慢地走近一个人，慢慢地塑造一个在此之前你绝对无法料到的自己，然后，再慢慢地离开你接近的目标——如果从肯定的角度去说，这个人却已经化作丝丝缕缕，嵌在了你的生命里。人生哪一桩事情不是这样的呢？在你和我的对峙和转换间充满了变数。
    情绪好的时刻，我总是眉开眼笑地告诉学生，这是一个让自己日益变得丰盈的过程：在情绪不好的时刻，我却毫不怀疑——并且也要让别人相信——这是一个丧失自我的过程，明明落下的应该是自己的文字，却分明只看见的是那个你用心走近的人，他的语调，他的心思和机巧。最关键的，是他完全可以不在意、不理会你的存在。他是你的目的，是你创造存在的动力。然而反过来，你于他却什么都不是，所以你有很多委屈。
    翻译和我们生活中的所有抉择一样，都是无法战胜的悖论。只是在某一个时刻，悖论中的一面可能会无限制地在我们眼前蔓延，遮挡住了另一面。所以我们时而快乐，时而悲伤。
    但悲伤真的只是一种姿态，是我永远也没有办法改掉的腔调，就好像夏天里会有一如既往的头痛，以及随着头痛而来的沮丧和沉沦；好像在结束完一部作品的翻译之后，会不可遏制地感觉到一点茫然；好像，在久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甚至有点惧怕这个从寻找、澄清到分离的过程。
    应该是知道的——因为明明眼见的结局是分离，却无法阻挡它的到来。自己的每一个字落下的时候，就是距离你曾经要贴近的人远了一步。只是我习惯了用“不知道”来推托，站在一个译者的任性态度，一厢情愿地把目的最明确的事情幻化为毫无功利的爱。 
    是因为想阻挡自己的沉沦而养成的习惯吧。在每一次自己的文字尘埃落定之后，在真正的分离到来之前，习惯于交待一下所谓交付、纠缠以至于达成结果的全过程。和勒·克莱齐奥，和杜拉斯，和内米洛夫斯基，和心心念念想要拒绝却怎么也拒绝不了的昆德拉；和男人，和女人，和知名的，不知名的……所以在这些年之后，就有了这一辑的文字。 
    文字不多。我原本不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对自己的文字也鲜有喜爱。的确，这么多年，我的文字几乎都是从翻译中衍生出来的，在他人铸就的躯壳里意犹未尽，忍不住地要画蛇添足。似乎交待的是别人，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捧出去的全是自己。在很多时候，是我自己模糊了其中的界限。 
    当然，翻译完全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做——而且大部分人都是用别的方式在做——，不见得要直见性命，交付自己。为了这个，耳边始终有批评的声音：善意和嘲弄的都有。善意的总是在担心我会永远没有自己的气场，嘲弄的当然是因为我在翻译之初就确立下的姿态。在某种程度上，这本小集子也算是对自己、对所有批评的一个交代吧。殊不知，没有交付的对象，固然自己无法存在，可有了交付的对象，塑造的，说到底，也只是自己的存在。 
    因而用了“满满当当”的开头，集子里第一部分的四篇文字或许都是没有具体对象的宣言，关于翻译的宣言，有在别人看来也许可笑的姿态。接着是自己一笔一划译出来的书，深入骨髓的投入。最后，仿佛为了撇清似的，是纯粹意义的阅读——少一点交付的意味。我很高兴，能够用契诃夫来结束这本小集子——我为学生的译著写的一点文字。我喜欢契诃夫说，到头来总是……烟花一场，虽然悲伤，却很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