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给予世人的印象,大抵是“闲适”、“幽默”、“生活的艺术”之类。至少,这是大陆出版界造成的印象,他们有意无意地,只为我们专供林式的风花雪月。龚自珍《己亥杂诗》有一首:“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而实际上,林语堂在他的“二分梁甫”之外,同样是有其“一分骚”的。

　　早就知道林氏曾有一本关于中国新闻史的书,但始终无缘得见其面貌；最近,刘小磊不声不响地将它翻译过来,得来全不费功夫,不免喜出望外。这本《中国新闻舆论史:一部关于民意与专制斗争的历史》,写作动机是出于现代的舆论处境,但我觉得全书价值倒主要在古代部分,尤其是一些古今比拟、中西比拟的地方,如“中国的新闻事业产生于歌谣”、“以歌谣、讽刺诗形式出现的政治时评”、“御史就是今天的时事评论家”,可见他的通识；而现代部分,因为距离太近,描述多而思辨少,有些流水账的性质。至于翻译方面,小磊下了相当功夫,有大量补充性或辩误性的注释,尤其有些地方以林注林,更有价值。

　　总的看来,林著既是一部新闻史,也可视作一部言论自由史,似乎有点山寨版《宽容》的意味；只不过,人家的《宽容》是从黑暗到光明,而我们的《新闻舆论史》却是从黑暗到光明再复归于黑暗。此书1936年分别由上海别发洋行、芝加哥大学出版,从写作时间看,显然是二十年代末以来知识分子抵制国民党思想专政的一个回响——它跟“新月人权派”的胡适、罗隆基,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诸青来,在政治上是同一方向的,只不过林语堂走的是国际路线罢了。

　　《新闻舆论史》恐怕是林氏以文字介入现实政治的最早著作,但绝不是最后的。像《吾国吾民》里有“中日战争之我见”一章,不仅讨论“为什么日本必败”,还专门分析“蒋介石其人其谋”；像《京华烟云》末尾,对抗战初民族精神的渲染；像抗战时的专书《枕戈待旦》,对国民党政府更有同情的评论(参林语堂《论美国》)。这些都表现出他不闲适不幽默的一面。

　　除此之外,我手头还有林氏两种五十年代后发表的作品,大陆读者难得一见,这里也一并介绍。

　　一本是政论性质的《匿名》(台湾中央日报社1958年版),是对苏俄(他称为“躲在辩证法的理论的伪装后”的恐怖专政)的全面批判,书名来自德国文学家海涅的预言:“……可怖的反对主义的匿名,它不计一切后果地推翻现行的资产阶级政权……未来的世界中将闻得到俄国人的皮鞭、血腥,无神论以及许多罪行的气味,我寄望我们的后代,于出生之时,背上的皮肤应该更坚厚一些。”

　　一本是小说《逃向自由城》(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以“大跃进”以后的偷渡潮为背景,在情节上有相当可读性,但对于人物思想、语言的构拟稍觉不够真实。林氏当时对若干受过高等教育的逃亡者作过访谈,但行文之际,有时仍不免以作者自己的思想替代小说人物的思想。

　　从《新闻舆论史》到《逃向自由城》,我们可以看到,林语堂一直都有着沉重和忧愤的一面。在《八十自述》里,林自称:“我是一捆矛盾,我喜欢如此。”他一手闲适,一手忧愤,当然也是“一捆矛盾”的体现了。本来,一个内涵丰富的作家必然会有他的“一捆矛盾”,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