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部《我们的根》，不是我自己一人或一家的事，而是一个民族的故事。它与亚历克斯·黑利(Alex Haley)的不朽杰作——《根》，不一样，虽则我是受了《根》的影响，才写了这部《我们的根》。
    我这书中的中华民族，有多过全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又有其长度足以与其他民族的历史加起来的长度相比的历史。
    我把这部书作为献给旧金山同源会的若干会友的礼物。他们曾经在1946年秋天，我抵达那个驰名的港口码头不久，给了我以会见他们的愉快。当时他们是一群快乐的、绰号ABC(America Born Chinese)的美国华裔少年，邀我参加茶会，要求我给他们的英文刊物《East and West》写一短篇小说。我欣然答应，写出了“A Lady in Pink”《红衣女郎》。我今天身边仍有那载有《红衣女郎》的《East and West》的某一期。
    我曾经在那次的茶会中，敦促他们完成一件伟大的任务：帮助把中美两国连在一起，帮助中美两国互相了解。他们接受了我的敦促，但也要求我先作一件事：把中国历史之中我所知道的部分让他们熟悉。中国历史是我们的精神的根之所在。我允诺他们，我将在准备好了之时，尽力而为。
    当时，我毫未料到，我要等到1992年才算准备到可称“好了”。自然，我在1946年也已经对中国历史与西洋历史知道了一点，因为那时我早已(从1926至1927)在清华大学听过梁启超先生每星期一次“历史研究法”的课整整一个学年；也在巴黎的巴黎大学文科于艾伯特·马第埃(Albert Mathiez)先生指导之下，以一本用法文写成关于法国大革命一个插曲的论文而获得博士学位；又和有名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先生讨论了若干专题，在广州中山大学与重庆中央大学等校教过了中国历史十年以上。然而我知道自己的学问仍是很浅，不足以启发同源会的那几位朋友。
    现在，我是否真正准备好了呢？老实说，我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然而，自问年纪已经满了八十五岁，我知道这件工作不能再拖延了。也许趁我健康状况尚能允许之时，不妨写一点东西下来。
    而且，若干年以来，亦友亦师的陈立夫先生，一直在期望我做。我的太太鸿书，也差不多每天在问我：“你这本大著作是否已经写好，而正在加以最后的修正？”
    因此之故，我才决定了姑且一试。亲爱的旧金山同源会朋友们，以及你们在会内与会外的所有朋友，与全体美国ABC，包括陈先生的孙男孙女，与我的孙男孙女，亦即儿子成信与媳妇山西闺秀郝宪华所生的华成、华安、华乐、乔治、仰真；女儿玉信与女婿福州科技专才高仕钤所生的外孙女洁琳、外孙志鹏、江江；与洁琳的夫，美国名医迈克；志鹏的妻，曾经在台湾教书的美国才女丽莎。全体在欧澳非亚四洲出生的中国人，包括出生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等国家，与中国香港、澳门、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以及中国大陆每一个村庄、乡镇、城市和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中国人，我向你们大家献出这部书，作为我对你们敬爱与高度期望的象征。
    我诚挚希望，你们将在不久的未来使得所有的中国人自由快乐，如同美国人一样，也使得所有的美国人恬静节俭，如同中国人一样；你们将能使得所有的中国人能够原谅别人，如同美国的基督徒，也使得所有的美国人能够以恕道待人，如同中国儒家。
    在这本书中，我以一章说明中国的山川，一章叙说史前史的概况，另以七章简说政治上的纷扰，分与合，中央地区的繁荣与衰落，以及有些地方的兴旺与衰微。
    我把哲学上的黄金时代，将孔子时代与连同孔子发生的老子、庄子、墨子等等，一齐描写；其后又在宋朝时候，说明儒家张载、程颐、朱熹等人收复对佛家的失地。同时，也说明宋朝之时史学的发达。
    困难在于技术与科学不能和政治同时并述，似乎技术与科学另有其天地。艺术与文学也是如此。因此，我另辟三章，来交代清楚。
    本书的英文与中文本稍有不同，由于著者在病中来不及修正，英文本有关于顾毓琇先生的附注，中文本换了辛弃疾和李清照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