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过多，陈志武先生也有比较分析：“据财政部介绍，2007年在这三项（指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财政开支）上的总开支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一个普通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万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不管按绝对数字算，还是按相对数字算，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和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一个十足的私有经济。”

　　张维迎教授对收入分配的五个“悖论”的分析很能启人思考，一是有关GDP的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论有三，一是人均GDP水平越高的地区，平均收入的差距反而越低，人均增长率高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比较小，而收入增长率比较低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则较大。二是国有经济规模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平均而言，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三是政府支出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政府花钱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四是利润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结论有三，利润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收入越高，收入增长的速度也越快，奇怪的是，平均而言，利润在GDP总量当中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利润占GDP比重越低的地方，基尼系数越大。五是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平均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反倒越低，而不是越大。以上五个悖论，很有内涵。

　　以笔者之见，或许张教授那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颇见功力，文章说：“中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三个重要约束：权力结构约束、意识形态约束和知识约束。这三个约束对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以为，权力结构约束和意识形态约束一里一表，而知识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其必然的衍生品。怎么讲？知识本来可以跨越国界，为全人类使用，但由于权力约束和意识形态约束的顽强存在，阻碍了普世的先进知识在国内的传播和使用。

　　张维迎还有句话：“学者与政客不同。真正的学者只说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话，政客是说别人喜欢听的或‘政治上正确’的话。”诚哉斯言，怎么看都不像是泛泛而谈，而是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