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迎合越难以迎合

    《百家讲坛》一直追求通俗地讲史、讲经典。“通俗”带来了收视的奇迹，也带来了被学术界认为的“庸俗”结果。《百家讲坛》主讲人规模庞大的“粉丝”群以及他们的签售奇观，都远远超出了很多学者的传统经验和想象。易中天、于丹们被称作学术超男超女，让一些学者感到忧心忡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认为学术明星们在讲坛上糟糕的学术表现，已使《百家讲坛》变成了一个误人子弟的秀场。当一个电视节目被置于一种道德压力之下时，由盛转衰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就《百家讲坛》的学术明星们而言，当他们已通过《百家讲坛》赚到了足够满意的金钱和知名度后（要知道，《百家讲坛》走红的三年，已诞生了多位千万富翁和更多的百万富翁），谁会愿意将自己一直置于被同行排斥的境地中呢？如今《百家讲坛》收视下降，导致的结果或许将加快学术明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的步伐，《百家讲坛》如果没有真正“突破禁忌”的话题出现，收视持续下降将无法避免，哪怕是那些当初批评于丹们的学者临危坐镇，结果也将是同样的无法挽回。

    事实上，《百家讲坛》的兴衰不过是电视节目发展的自然规律。即使《百家讲坛》停播，它也有比大多数栏目值得夸耀的资本，作为一栏文化类节目，它点燃了民间对历史和传统经典的兴趣，而在过去，观众的这种爱好和兴趣是被长期忽视或者是被漠视的。在《百家讲坛》出名之前，国内几乎没有一档长寿的讲解历史人文的文化类品牌节目，收视率的压力让电视台更愿意花财力物力去制作“超女”这样的热闹但缺乏营养和深度的娱乐节目。在《百家讲坛》走红后，电视台发现了喜欢历史人文的观众大有人在，于是各电视台蜂拥而上，按《百家讲坛》模式照方抓药。虽然归根结底脱不了肤浅的动机——流行什么做什么，但由此形成的“讲坛潮”对整个社会读史热的兴起功不可没。

    《百家讲坛》的几位大牌明星阎崇年、易中天、于丹都曾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不论争议的结果如何，争议本身是值得肯定的。过去关于学术的争议更多是停留于书斋或者是私底下、小范围，由于《百家讲坛》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学术争议的公开性与广泛性大大提升，草根学者的参与更是颠覆了公众对传统学术权威的盲目崇拜感，而这些正是学术进步真正稀缺的推动力。起码在这种争议气氛中，很多人可以矫正对历史的观点和态度，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中国历史向来是一部充满残缺或是刻意美化的历史，要想接近历史真相，充满争议永远比没有争议要强得多，《百家讲坛》引发的争议的价值也许远远大于它作为一个电视节目本身。

    《百家讲坛》的走红是整个中国文化类电视节目悲哀的缩影，《百家讲坛》的降温则是另外一种悲哀的表现。在国外，像美国有国家历史频道、国家地理频道等专业从事文化类节目的非盈利电视频道，制作了大量的人文类纪录片，长期致力于保护与推广历史文化，话题与观点涉及广泛。而反观中国，很多观众对历史的知识，竟然是靠历史戏说剧来获得的。《百家讲坛》走红在于话题的新颖与表达的新潮，对习惯于戏说或是根本没有习惯于荧屏读史的观众来说，稀缺自然导致吸引。现实是，在中国很多人文类节目都被收视率这道坎卡得不得不媚俗，变着法儿地迎合观众的趣味，甚至是不太高级的趣味，迎合的副作用就是观众越来越不好迎合，《百家讲坛》搭上了收视率这趟快车，终点注定只能是死亡。（本报记者 吴勇）

    成也收视率败也收视率

    《百家讲坛》收视率的降低成为一种预示这一黄金栏目将走向颓势的重要指标。事实上，《百家讲坛》之所以收视率大幅下降，恰是太过注重收视率所致，这与央视其他一些黄金栏目由盛至衰的过程是一样的。

    《百家讲坛》是在收视率很低的频道做出来的一个吸引了众多知识观众的栏目。在当初，制作人可能并没有太多高收视率的预期，那时的状态可能是最好的。他们可以寻找一切可能性，创造一种电视大学与说书论古的新形式。在寻找嘉宾、主持人上也更开放，比如让中学老师纪连海上《百家讲坛》。

    但是，当《百家讲坛》一下火爆，不仅成为黄金栏目，甚至成为文化现象之后，制作人的压力与保守度随之上升。在这一时期，不少制作人都犯了一个毛病：理想主义、勇气、长远的设计渐渐被名利，被外界的种种议论所左右。这时候最大的状态就是犹豫。一方面想要好口碑、好收视，一方面又怕过新的尝试失败。于是，节目开始保守、封闭，当初的开拓性、自由度都大为减弱。于是，为了保收视，连李莲英这样的太监都成了主讲内容，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更是无聊加陈腐。

    事实上，没有一个大学衡量教师才能是以听讲人数为标准的。无论是一个知识频道，还是电视讲堂，主要目的还是传道、授业、解惑，如果兼有娱乐也不伤大雅。但过分娱乐与野史，那么干脆转为电视评书算了，就如同卡酷频道的《明朝那些事儿》。